今年劳动节，一个全新的词语进入人们的视野——“过劳模”。平均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基本没有休息日，睡眠不足、三餐不定……他们的工作强度可能比“劳模”有过之而无不及。2007年3月7日，延吉市北山小学年仅33岁的骨干教师杜继春忍住剧烈腹痛，坚持上完那最后一堂课殉职在三尺讲台上……3月20日，常海面色灰暗地走出了协和医院的大门，医生建议他在家服药静养，只有6年职场经历的他，将在很长时间里不能从事软件开发了，在他之前，已经有3名同事因过劳被迫辞职了……在过劳死高发人群中，科技教育和IT行业一直排在前面，五一节期间，记者对这些行业里过劳程度不同人员的进行了深入调查，试图探究过劳背后的心理和经济原因。

患者讲述

我拿生命赌前程

在过劳高发人群中，科技、教育和IT行业一直排在前面，为此，记者采访了这些行业里过劳程度不同人员的切身感受。

■超十万年薪背后的危机

孙宁雨，女，29岁，原中图公关公司客服经理

●过劳之前：工作起来有些自虐

●健康状况：整个人都垮掉了

●职业状况：正式辞职，专心治病

“我记得大概是在非典结束两个月后的样子，有一天早上起来，我突然开始腹泻，看东西模模糊糊的，怕见到亮光的东西，然后接二连三的失眠，大脑晕乎乎的，说话很费劲，上气不接下气，走十来步就冒汗，脚跟发颤……姐姐把我送到医院，医生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只要我好好休息，说眼睛的问题得找眼科看看，眼科的医生看了看，给我开了点眼药水，滴了两三天，东西又能看清楚了，但身体的其他症状一直没有改善，其间找了几个中医老专家，开了不少药，没见什么效果。刚生病那段时间，我整个人一下子垮掉了，精、气、神全消失了……”尽管过去了3年多，说起当初生病时的感受，孙宁雨依然眉头紧锁，一只手不停地拨弄面前的咖啡杯，另一只手握成拳头状，那段时间的痛苦可想而知。

作为一名精英白领，孙宁雨无疑有着太多骄傲的资本，大学一毕业就被这家有着外资背景的公司录用，经过两年的打拼就坐到了客服经理的位置上，超过10万的年薪更是让不少人羡慕，所以来自自身和周边的压力可想而知：“工作起来有些自虐。我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洗脸刷牙，而是看头天夜里记的备忘录，下班前的最后一件事情，是看看哪些东西夜里必须做完，明天有哪些工作要做。早上我第一个到公司，晚上我最后一个下班，别人对我的工作上稍有不满意，我就会紧张半天，老总一个脸色变化，我都得琢磨是否跟我有关。应酬时，哪怕快吐了也得喝下面前的酒后跑到卫生间再吐。只要你一不做，第二天立即就会有人取代你的位置。最忙的时候，我都是凌晨两三点回到家。没有周末，每个星期都要写很多报告，而且很多时候都是孤军奋战。尽管我每天都回家，却很少见到家里人……知道心累是什么感觉吗？就是身体好好的，而心里却是软绵绵的，没有丝毫力气……真的没法完全用语言来形容，有点像得了重感冒几天没有进食的感觉，太让人难受了，灵魂出窍了，但你却感觉到自己明明还好好地活着。”

“第一次准确知道自己得了过劳病，是在三个月后，协和医院的一位主治医生告诉我，按照医学上的解释，你的身体状态介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由于工作压力繁重，已经超出了身体所能承受的负荷。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把这种状态诊断为‘慢性疲劳综合征’，日本叫‘过劳死’。从那天开始，我经常上网搜索这方面的信息，各种相关的数据和理论越来越多，但实际治疗效果始终不理想。由于病况没有明显改善，一年后，我决定正式辞职，全心治病。1年多时间，已经花了十多万了。”

“生病后，我经常一个人躲在房间角落里想：我这一辈子已经完了，再也回不到以前的生活和状态了，心里越想越难受，很多时候甚至觉得死比活着好，就是在那段时间里，我明白了日本当初为什么有那么多年轻人会从楼上跳下去、会‘过劳死’。如今，过劳死在中国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词了，大部分的年轻人在选择职业时，以能够进入高级写字楼为荣，以在外企、跨国公司工作为荣，以高收入为荣，这些依然绝大多数年轻人无可非议的人生追求，就算因此受伤，也丝毫不会改变。”

■站着就能睡着的工程师

潘海，男，34岁，富通科技公司工程师

●过劳之前：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

●健康状况：经常发火，颈椎病严重

●职业状况：多数时间在旅途和工地

“我不能呆太久，明天早上8点的火车到山西。今天连续在电脑前呆了13个小时，这会儿脑袋麻木僵硬，说错了，你也别见怪。工作累不累？这样说吧，我目前的工作主要是设计一套全新的GPS定位系统，主要是用于矿产企业。你是搞新闻的，应该经常看见哪里出现矿难，连尸体都没找到。如果那些工人佩戴有我们公司研发的地下GPS定位系统，就能在第一时间找到他们的具体位置，及时救助。我们是一个小组整体研发，每人负责一道程序，如果别人都完成了就等你，你说怎么办？只能没日没夜地加班赶进度。你要是不能干，等着接你位置的人马上就扑了上来。那段时间我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连洗头的时间都没有，多数时间睡在公司的沙发上，等到我取得突破进展回家时，老婆说我全身都臭了。现在的状态稍微好点，每天工作十一二个小时，但出差的时间更多了，大半时间在旅途和工地上。有几次，我在公交车上站着就睡着了。”3月31日，星期六，晚上10点，簋街“边城小镇”，一脸疲惫的潘海终于出现在记者的面前。

“跟你说实话吧，从小到大，周围的亲人朋友都公认我性情温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在单位我依然是一副心态平和的样子，但只要没有同事在场时，我经常为一些小事情发火，遇到一点事情就烦躁不安，不想好好跟人说话。我看过不少过劳死的症状和判断标准，我知道自己肯定有问题了，但这又能怎么样呢？辞职？开玩笑，一家老小谁养？每月两千多的房贷谁还？换份轻松的工作？我干硬件开发12年了，在这家公司就工作了6年。除了硬件开发，别的我什么都不会，干我们这行的，到哪里的工作强度都差不多。再说目前我们公司在行业里算佼佼者，想进来的人一大把。”潘海说，他原本约好了明天要去301医院看颈椎的，最近3年来，他的颈椎病十分严重，脖子以上的地方经常动弹不了，一到变天，就更加严重，酸痛难忍，虽然断断续续地看了不少医生，但一直没有得到系统的治疗，情况越来越严重了，目前只能是熬一天算一天了。

专家观点

制度规范与自我拯救

关于过劳死是否应该通过立法途径加以解决，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学者：

对“过劳”的判断标准和观点，中国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健康教育专家马昱告诉记者：“关于‘过劳’的系统理论研究，目前在国内还属于空白领域，中国疾控中心健康所虽然已经建立关于亚健康方面的课题，但至少得一两年后才能有比较系统的理论成果。但目前网络上传播的这些关于‘过劳’方面的观念、判断标准应该具有一定的道理和理论来源，但其作为科学研究的严谨性，目前无法判断。”

中华律协劳动和社会保障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梁智指出，我们国家对于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在更高层次方面《职业病防治法》当中没有列进去，没有对这方面的规范。《职业病防治法》的特点是，对于那种明显存在职业侵害的问题进行了规定，但是对于过劳死这个问题，因为它是一种慢性的长期的，所以说被忽略了，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凸显出来了，应当引起我们立法机关的重视，应当引起我们执法机关的重视。

北京医学会亚健康调整中心主任李建波认为，虽然我国去年曾出台关于包括“过劳死”在内的职业病防治文件，但从职业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来说，很难全面贯彻实行。

中国政法大学民法教授刘心稳告诉记者：“过劳死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欲通过简单的立法形式加以解决具有很大的难度，作为过劳死高发群体的个体，对是否加班和调节自身健康状况，应该有一定理性的思考和认识，如果单一地从法律上一刀切，对社会和个人都不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