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载，“幸福感”将作为重要内容，正式列入北京市和谐社会指标体系调查。这标志着政府对市民的关注已经从吃、穿、用、住、行等“延伸”到了生活的感受和体验。

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人本身，应该以人为根本目的，而不是把人当作发展的手段和工具。从关注公民的物质需要，经济条件，到关注公民的精神追求和心理感受，应是以人为本社会的核心伦理，核心的执政理念。

事实上，随着时代的不断文明进步，国际社会核心价值的嬗变，正从经济发展回归并落实到增进民生福祉的目的之上。因此，我们看到，在英国，政府2002年公布“生活满意度”文件，认为“国家有理由进行干预，以提高国民对生活的满意度”；在美国，诺贝尔奖得主卡尼曼等人将于2006年起编制国民幸福指数，“使它与GDP一样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联合国，开始采用GNH(国民幸福总值)来统计和评测经济价值。

值得欣慰的是，国内的社会调查机构已开始了公众幸福满意度的调查，北京方面的消息证明，这种关注将上升为政府行为，上升到行政决策咨询的层面。作为一种人文进步，无疑是值得称道并期待的。

当前，中国公民的幸福感或者幸福指数仍然处于较低的层面。中国社科院公布的《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报告》显示，2005年我国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较2004年有所下降，越来越多的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为“一般”。

新年伊始，一个利好的消息是，全国居民储蓄存款超过了14万亿，人均超过万元。然而，其背后恰恰是公众对未来预期的无穷忧虑。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甚至缺失的情势下，养一个小孩得多少钱，做一次手术得多少钱，买一套房子得多少钱，老了要给自己送终得多少钱？现在却没有“从摇篮到墓地”的保障，都得你自己扛着，你敢胡乱花钱吗？你能说自己的钱够多了吗？

虽然《2005年中国城市及生活幸福度调查报告》显示：经济发达不能与幸福划等号。这道理大伙儿都懂。但我更知道，基本的经济条件和社会保障是公民生存幸福与否的起码条件。有钱的所谓不幸与穷困阶层的不幸是无法比附的。所以，我认为，幸福感作为构建社会和谐程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指标，理当列入政府决策的依据以至于行政考核的重要内容。应当通过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和努力提高公民的收入水平两轮驱动，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增强公民的幸福感受。使他们从根本上享受免于匮乏的自由，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感知生活中的轻松与满足，对未来充满希望和憧憬。

一个国家国民的生活满意度，不仅标识着个人生活的价值，更意味着整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正因此，政府当勉力为之。（刘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