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城市的居民最能感受到幸福？”“是不是口袋里的钱越多，人们就越能感到幸福？”2006年元旦前后，幸福感、幸福指数、城市的幸福度排名等时髦的字眼频繁出现在媒体上。

掀起一轮轮“幸福”热潮的虽然是几个不同的研究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但引起人们的思考却是一致的———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700美元，国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政府在从全能政府到有限的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中，怎样满足财富增加后人们不断变化的幸福感？

来自官方的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也从2000年的39.4%，下降至2004年的37.7%。这一系数虽然与发达国家30%以下的水平相比仍有距离，但专家在比较后指出，目前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水平达到了启动以居民住房消费和交通、通讯消费为标志的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临界点。

上世纪70年代的手表、缝纫机、自行车，80年代的彩电、冰箱、洗衣机，直到近5年，老百姓正进入到一个以教育、购房、买车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大件”消费时期，这种变化是否让人们感到更幸福？

2005年年底，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的分报告《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报告》称，在对生活幸福感的调查中，七成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同样，也有七成城乡居民对未来生活持乐观预期的态度，认为未来生活会“变得很好”或“变得比较好”。

但有意思的是，这次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财富并非幸福感的决定性因素，个人经济状况满意度、个人职业状况满意度、个人社会保障满意度和养老忧虑是影响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2006年年初，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也发布了一份与幸福有关的调查，他们的数据表明，一个城市的平均收入水平与居民对其城市的幸福度没有显著的关系。与收入水平和赚钱机会相比，城市的生活节奏、便利程度、人情冷暖、自然环境等软性因素对城市幸福度的影响更大。

其实，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们从对国外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的研究已经证实，当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财富将不再是人们感到幸福的绝对要素。

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当GDP和民众的幸福感之间不再有联系的话，政府的政策还要仅仅致力于让GDP处于上升轨迹吗？

2003年，当我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时，学界有这样的声音，称我国面临两类转变：一方面是当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3000美元时，我国正处在从一般温饱社会向全面小康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公共需求逐渐由消费型向发展型升级；而另一方面，我国还面临着政府职能转变，逐渐从全能政府到有限的服务型政府转变。

两类转变的交叉点是政府怎样通过转变职能满足老百姓公共需求的升级，专家的另一个说法是，要让改革的成果真正惠及百姓。

刘玉文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退休研究员，最近，他写给国家发改委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被放到了这个部门的政府网站上。他说：“要实现小康，首先要解决就业这个头等大事。只有充分就业，才有收入来源，才有可能去支付衣、食、住、行、娱乐、教育和医疗的费用，才谈得到实现小康。同时要提高社会福利保障水平。”

或许在刘玉文看来，就业和福利是幸福的基础，也是他希望政府“十一五”期间做的民心工程。其实“十五”期间，我国在就业、社会保障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值得圈点的数字，官方的数据是2005年年末，全国城乡就业人员达到7.6亿人左右，比“九五”期末增加了4200万人。

积极的就业政策实施几年来，在促进就业特别是国企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方面发挥了作用。“十五”期间，有1800万国企下岗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

尽管专家们认为，民众的公共需求正在由消费型向发展型升级，但政府部门并没有停止对提高百姓吃穿住行品质的关注。

瘦肉精、吊白块、农药残留……在人们的饮食越来越丰富的今天，在食品生产加工和流通领域中，一些企业受利益驱使，钻了国家标准缺失的空子，偷工减料、以次充好。

最新的国家标准清理结果显示，我国现有两万多项有效国家标准。这些仍处在“更新换代”过程之中的国家标准，好比一把把“技术尺子”，将百姓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向高处“标示”。

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正将目光更多地聚焦于如何缩小贫富差距，为更多的普通百姓创造多元化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