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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还在于政府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在影响人们诚信观念的成长中，排行前三位的因素或渠道分别是：传统文化、家庭成员和社会风气。仅48.5%的被访者认为学校的诚信教育效果理想，而且与学校教育相比，越是高学历人群越倾向于认同家庭诚信教育的影响力。
对于上述调查结果，谈方的解读一针见血：“当今学校的诚信教育，大多泛泛而谈流于形式，缺乏实质内容。有时教育者所言与社会现实不一致，更是削弱了教育的实际效果。”
谈方说，改革开放以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个人利益得到了充分尊重。但有些人拜金主义、个人主义膨胀，甚至为一己私利不惜弄虚作假、坑蒙拐骗，由此产生了利益最大化原则与伦理道德观念的矛盾冲突，使原有的社会诚信受到猛烈冲击。
受访专家还认为，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也是社会诚信度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市场经济活动数量大、变化快，加之信息的公开不够，使交易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给失信和欺诈提供了可趁之机。”李炜说，“同时，因为社会流动性加大和市场交易的不确定，也使失信者有了从事欺诈而逃避打击处罚的社会环境。”
李炜认为，政府在市场准入、市场管理、市场监督、信息反馈等许多方面还缺乏完善的制度，在对失信者处罚力度上还缺乏有效的措施。“对公务员的管理方法失当和公务员自身素质不高，社会中介组织、社会舆论环境作用不充分等，也是社会诚信缺失现象蔓延的原因。”
社会诚信度下降，更是与一些地方政府诚信缺失密切相关。“政府的权力基础，是民众的认同，而政府诚信缺失，势必使政府与公众之间产生无形的隔阂。”谈方表示。
“有些地方政府说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不但失去政府公信力，也拖累社会诚信。”谈方说，“有些地方政府诚信缺失，是导致当地社会价值取向倾斜、是非标准混淆、社会诚信度下降的主要根源之一。”
他认为，社会诚信关键在于政府诚信，政府诚信体现于公务员诚信。因为公务员掌握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是政府的“形象代言人”，其诚信行为如何，对社会公众具有强大的引领、示范和辐射作用。
李炜认为，在一个诚信制度不完善、部分地方政府及公众人物正面形象欠佳的社会语境下，失信现象容易快速蔓延。
多位受访者表示，当今官场“两面人”对政府诚信危害极大——有些落马贪官，除了揭出家里隐匿的巨额贿赂和一大串丑闻恶行，还能揭出苦心编织的荣誉光环和一大串廉政名言。
比如2010年9月被以受贿、巨额财产来源罪判死缓的浙江省原纪委书记王华元，在东窗事发前两天，还在反腐倡廉大会上慷慨陈词：“反腐倡廉是全社会的事。公开是监督的前提，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政府如果自身不讲诚信，那么就会‘上梁不正下梁歪’，就无法要求百姓讲诚信。”周孝正认为，加强政府诚信建设，是社会诚信建设的基础工程和先导工程。公务员作为政府行为的决策者和体现者，讲诚信不仅是其个人的道德要求，更是对公众利益的一种承诺，是必须履行的义务。
这一观点具有较为普遍的民意基础。本次调查数据显示，被访者关注程度最高的是政府诚信，其次是个人诚信，再次是企业诚信。
调查数据还显示，年龄与政府诚信关注程度呈正向相关关系。80后和90后关注政府诚信的比例不足40%，而50后的关注程度则达到75.2%。相对前辈，青年人群已经更关注个人诚信和企业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