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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安装Flash播放器4．各级政府强力主导。
政府主导是中国扶贫开发的最大特色，应不断强化扶贫开发作为国家意志、国家理念、国家战略的政治导向。
一应强化公共舆论。不少人对“贫”和“扶贫”理解狭义，一提到扶贫开发，就认为是送送温暖，搞搞救济。既然13亿人都吃饱了穿暖了，就无贫可扶了，扶贫机构也就无事可做了。随着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全面建立，这样的舆论更加越来越有市场，就连一些扶贫工作者自身也充满疑虑：扶贫到底还要不要搞？
贫困是一个相对概念。“贫”字拆开即“分贝”（分钱），可见，造成贫困的原因就是分配不公、资源配置不合理。自然科学中的能量守恒定律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财富也是守恒的，有富就有穷，只要世界上有国家存在，扶贫将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全社会都应正视现实，树立这样一个理念：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随着国力的增强，财力的提高，扶贫标准的调整，贫困人口规模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扶贫对象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扶贫任务不是越来越轻，而是越来越重；扶贫工作不应越来越弱，而应越来越强。
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扶贫开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温家宝总理也曾语重心长告诫社会“要懂得穷人经济学”，回良玉副总理多次在扶贫会议上呼吁“要充分认识扶贫开发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但是，由于缺少强有力的舆论引导，扶贫声音在公共领域不是越来越强，而是越来越弱；扶贫工作不是渐入中心，而是已被边缘化。当务之急，国家应在公共舆论上给予足够的重视，要利用各种媒体，通过多种形式，做出最坚定的政府承诺，传递出最明确的信息，表达出最强烈的政治意愿：构建和谐社会，贫困群体最需要关心！贫困地区最需要扶持！扶贫工作最需要加强！应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实施结束，下一个十年纲要开始实施的关键时期，召开一次最高规格的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中央自2001年以来，10年间未召开中央扶贫工作会议），强化扶贫开发作为国家意志、国家理念、国家战略的政治导向，对各级和社会各界提出明确要求，着力营造全党全社会都来关心支持扶贫事业的良好环境。
二应修正社会偏见。当前，我国已进入了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社会转型关键时期。国际发展经验表明，处于这一时期的国家，产业结构快速转型、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价值观混乱、敬畏感缺失、羞耻感淡漠、潜规则盛行等种种社会乱象相伴而生，“媚富鄙贫”的社会偏好大行其道。在物欲横流的背景下，在一些人心目中，贫困成了穷人的罪过，社会只是“怒其不争”，连“哀其不幸”的同情都变得十分吝啬。其实，只要我们对贫困的原因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对于分散的个体贫困，老病残、文化低、技能差、目光浅、“等靠要”思想严重等是造成贫困的内因，但是，对于区域性群体贫困来说，外因却成了决定的因素。一方面，外力拿走的太多——土地、资源和劳动力成为现代工业“虹吸”的对象，在区域畸形发展和马太效应的双重影响下，生产要素均向发达地区流动，形成对农村尤其对贫困地区掠夺式挤压；另一方面，外力给予的太少——贫困地区成为被现代文明冷落、遗忘甚至遗弃的角落，与“备受优待”的城市及发达地区相比，面对的是恶劣的生存环境、落后的基础设施和欠缺的公共服务。外力造成的严重不公与巨大失衡，使贫困地区的农民在现代社会的博弈中总是处于不利的一面，他们为摆脱贫困而付出的努力，往往比非贫困地区还要大得多。因此，应加强引导，让社会明白，富人和穷人是互相塑造的，没有穷人就没有富人，穷人是富人致富的基础。从而规正社会对“贫困”的错误理解，在全社会达成一个共识：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在现行体制下的现实中国，在发生群体性贫困的区域，贫困不是穷人的错，扶贫是对穷人的补偿。
三应健全制度保障。扶贫工作需要两大支撑：一是政策和法律保障；二是系统的理论建构。资源配置相对平等、发展权利均衡分享、经济效率不断提高是减贫的重要拉动因素，需要制度保障和法律约束；改善穷人生产生活条件、增强穷人发展能力、帮助穷人寻找机会是减贫的关键切入点，需要综合性的发展政策和专门的减贫计划来保障。扶贫立法应加快进度，使扶贫工作早日步入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中国扶贫学应作为一部独立的社会科学研究纳入国家“十二五”重点课题规划，对贫困的标准体系及扶贫开发的政策体系、组织体系、评价体系、监测体系等进行归纳总结，并上升到理论层面深入探讨研究，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科学理论体系，为我国的扶贫开发事业提供基础性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