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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11日16:19 | 中国发展门户网 www.chinagate.cn | 给编辑写信 字号：T|T

2．职能部门主动履职。

中央自2002年提出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各涉农部门已由过去的配合扶贫变为扶贫主体。中央及各涉农部门为落实城乡统筹的战略部署，都不断加大了对农村和贫困地区的投入力度，每年投入的资金比专项扶贫资金要大得多（2009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三农”支出达7161.4亿元，是扶贫资金的36.3倍），如“村村通”、“农家书屋”、“村卫生室”、“农村能源”、“饮水工程”、“校舍改造”等从条条下去的项目资金数量可观。但这些资金分头管理，分散投入，或做了锦上添花，或撒了胡椒面，扶贫成效不够明显。尤其是重点贫困地区的职能部门应多为雪中送炭，少做锦上添花，克服旧习惯，改变只以价格理性投资不按价值理性投入的老思维，在注重眼前看得见的效果的同时，更加重视长远看不见的社会效益。应按“渠道不乱、用途不变、各负其责、各计其功”的原则，根据统一制定的扶贫规划，把部门资金和项目重点投放于贫困地区。如交通、水利、学校、卫生室、文化室、计生服务室、通讯、农电、科技、商务等应分别由各职能部门“包干”建设。每年年初，扶贫领导小组向相关职能部门“开单子”，下发年度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目标任务。年终，职能部门把“单子”完成情况报扶贫开发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严格监督职能部门履行扶贫职责情况。

3．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近些年，我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动员和组织包括东部沿海省市、各级党政机关和各方面社会力量，参与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有15个沿海发达省市和计划单列市对口帮扶11个西部贫困省区市，有272个中央国家机关、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国有大型企业等单位定点帮扶481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还有不少非公有制经济和民间力量也尽其所能，一批专门从事扶贫济困活动的全国性社团组织应运而生，如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宋庆龄基金会、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中国星火基金会、中国老科协扶贫委员会等等；组织的扶贫活动也越来越多，如智力支边、希望工程、光彩事业、文化扶贫、扶贫拉力计划、春蕾计划、博爱工程、幸福工程、农业科技示范入户工程、双学双比、巾帼扶贫等等，都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但由于这些行为大多只是试点示范或一种倡议呼吁，缺少整体的、全局的谋划和制度规范，更缺少法律约束，也缺乏必要的激励措施，行动起来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有关调查显示，全国注册的工商企业超过1500万家，而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3万家，即99%的企业没有过捐赠记录。2007年，在中国民政部统计的范围内，全国慈善和公益事业的捐款仅70多亿人民币，而当年GDP为 25万亿，只占0.03%，在发达国家这个数字要达到7%、8%以上，美国的企业一般自愿拿出年纯利的10%作为社会捐助。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长期没有得到缓解，例如垄断行业的国企以国家的“长子”自居，却不管“家里的穷人”，此言一出，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扶贫，既要“治穷”，也要适度“治富”。是资本主导劳动，还是劳动主导资本，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原则问题。穷人致富靠的是劳动，富人发财靠的是资本。在资本越来越强力挤压劳动的背景下（有关资料显示，中国自1983年至2005年，居民劳动报酬占GDP比例连续22年下滑，已由56.5%下滑到36.7%，而资本报酬从1978年到2005年则上升了20%，近年二者升降尤甚），穷人要“致富”，政策须“治富”，采取适当的措施让富人承担起必要的社会责任已迫在眉睫。专家把市场分配和政府分配称为一次、二次分配，把社会捐助称为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的承担者主要是富人。一次、二次分配之后，社会资源配置仍有很大空间，必须由三次分配完成，否则贫富差距就会越来越大。穷人生存不下去，肯定要找富人的麻烦，富人想安稳，就得顾穷人，富人帮穷人也是帮自己。面对中国富人太富（2009年奢侈品消费在世界占近三分之一）穷人太多和穷人太穷的现实，社会必须积极引导富人主动反哺穷人、帮助穷人、扶持穷人，真正把“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美德转换成实实在在的扶贫行动。不仅从道德层面给予激励，从文化层面给予影响，更要从制度层面予以规正，从法律层面予以约束。美国的巴菲特发出声明“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还有我，正在呼吁数百名美国的有钱人宣誓，至少将他们50%的财产捐给慈善事业。”现在，也应当是中国的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们站出来的时候了。亿万富豪每年捐出100万用于扶贫应作为他们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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