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在起跑线上
教育多年投入不足,全校13个老师,一人一张课桌,同在一个教室里办公
10多年前,东塘人郑梦翾考上了华南师范大学音乐系,这让他彻底摆脱了贫穷命,但他只是村中极少数的幸运儿。 “我们输在起跑线上。”40岁的郑梦翾很感慨,他儿时的伙伴,如今都成了村中压力最大的人——守着一亩三分田,上有老,下有小。
他们的“不幸”,背后是东塘教育的命途多舛。
东塘唯一一所学校东塘小学,直到两年前才进入“水泥时代”。2008年,经过3年争取,东塘小学终于获得“革命老区捐款30万元”,于当年建成一栋308平方米的新教学楼。
这座两层的水泥房,终于结束了东塘小学瓦屋的历史——虽然到现在,学生仍没有“正式”厕所。
一间砌了墙没封顶的露天房,伫立在学校旁。学生在里小便后,尿液直通通流入农田。
要大便,学生就只能到距学校近百米的树林解决。但也仅限于晴天,一下雨就只好硬憋。
时间一久,树林里大便太多,“不能入,一不小就踩着”,校长郑景豪说,现在只要有东西遮着,学生就会就地解决。以前,高年级的女生还会害羞,现在早已习惯。
学生教室解决了,老师却一直在期待。
全校13个老师,像学生一样,一人一张课桌,困在一个教室里办公。整所学校没有一间教师宿舍,外地教师只能入住危房,近邻教师只能靠“走教”开展工作。
让郑景豪颇感欣慰的是,老师有自己的厕所,不足6平方米,由危房改建而成,但毕竟避免了不少尴尬。
学校全部经济来源,仅限于财政拨款的教育经费,每生每学期144元,合计4万余元。扣除教师教材费、学生测试卷等费用后,余下的钱只能“一分当两分用”。
课余,全员参与,圆柱体、圆规这些教学用具,都出自东塘小学13位教师之手。
一次,老师用自制圆规在黑板上画出一个圆,同学们却说像“鸡蛋”;而上数学课用自制量角器时,数学老师每次量的度数都“不太一样”。
没有运动场,没有计算机室、语间室,其实东塘小学连围墙都没有,301个孩子的安全比考试成绩更让校长郑景豪担心。
郑景豪说,他们的教学质量和大城市存在巨大“鸿沟”。他更忧虑的是,“鸿沟”两端的孩子迟早会在同一天平上一比高下。
驻村手记
扶贫先扶智
东塘村走出去的女人,干活持家个个是把好手,但能者多劳,她们也承受常人想象不到的压力,很多人因此精神失常。在村里一周时间,记者见到超过10位“疯子”,其中以中年妇女居多,她们大多没文化,不识字。
记者采访时,村民们时常面露羞愧之色——
当他们放慢语速,但我不仍听不懂在说什么时;
当想让村民写自己的名字,但他们不敢接过笔时;
当村干部说他们生了五个,但家中女人仍挺着大肚子时……
驻村的几天,村支书王南多次彻夜未归。他说他做工作去了。一壶茶,一杆水烟,无数个这样的夜晚,他都苦口婆心地劝不肯结扎的村民:“多生一个,首先是多一张吃饭的嘴,然后才是一双干活的手。”
不管是“疯子”还是“超生”,正如村干部说的:“一切源于村民文化素质不高。”
广东省扶贫开发办公室业务处处长宋宗约介绍,贫困人口中文盲率为48.5%。连字都不认识,更别提掌握技术技能。
由于教学条件差、教师待遇低,真正能驻扎农村投身教育的人凤毛麟角。投入不足,缺乏好老师,贫困家庭的孩子想要改变命运,举步为艰。
听不懂普通话而守着贫困的东塘村,也许只是一个极端的缩影。在广东,甚至在我国,因贫失学,又因失学造成劳动力素质不高,成为新一代贫困人口的人不在少数。
2007年,刚到广东上任不久汪洋书记,在连南考察大坪镇大鼓坳小学时,看到小学生普通话说得不流利,他语重心长地对老师和孩子们说:“学好普通话是孩子们走出大山的第一步,是改变他们命运的第一步,也是摆脱山区贫困面貌的第一步。”
对于这些贫困家庭和他们的孩子,接济衣物、粮食和解决住房等,也许能果腹暖身,但只是除一时之困,并非长久之计。
扶贫须先扶智。东塘人其实知道,要想富,得走出去;要想走出去,要多读几年书。学好普通话,提高文化素质,才能在“人”这个问题上确保扶贫效果。
目前,全省派出大量支教教师“智力输出”至贫困地区,并筹集专项资金帮助贫困学生复学。对于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劳动力,有关部门通过劳务扶贫,在对口帮扶地设立扶贫开发劳动力培训地,推荐贫困农民外出务工并初见成效。
智力扶贫的大幕正在徐徐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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