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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乡户口坚冰始于1953年，当时为了减少城市的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保障城市经济发展，国家开始制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使户口登记有了全国统一完整的法律依据，这部法律在当时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同时也形成了一堵无形的墙，使城乡之间泾渭分明，公民的迁徙自由受到一定的限制。
改革开放初期的1984年，坚冰出现首道裂缝：是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农民进入城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文件规定，有经营能力、有固定住所或在乡镇企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机关应准予落常住户口。统计为非农业人口，吃议价粮，办理《自理口粮户口簿》和《加价粮油供应证》。这无疑是一个里程碑，给了部分人以“迁徙自由”，农民由此获得了在城市合法生存的权利。
随后，则是商品粮分配制度改革、买卖非农业户口盛行、大量农民工涌向城市，但是，在一系列政策松动之后，持非农业户口的农村人仍然发现，他们不得不忍受诸多不公的待遇。
“我们只能把孩子留在老家上学”，从江西来北京打工的王勇介绍，据他所知，大部分北京的中小学和幼儿园根本不收农村孩子，少量接收的学校需要大量的“赞助费”，因此不少常年在北京的农民工只能选择“民工小学”，但是这些小学设施简陋、无法保证教学质量，甚至经常因为手续不全而被查封。
而事业略有小成的任赫将自己父母接到北京居住后，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父母生病，“北京大医院看个感冒都能开出三四百元钱的药，而父母都是农村人，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养老金，没有单位报销，万一得一个什么大病，以我现在的收入都不敢保证说就可以支付全部费用，这是一个无底洞啊。”
最让这些农村人愤怒的是，他们感觉自己做了很多贡献，却得不到这个城市的认可和包容，即使自己勉强被容纳，父母妻儿也难逃别样对待。这种情绪引发的不稳定因素，推动国家加快了户籍改革的步骤。
如今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已经开始不同程度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比如上海，就规定郊区新生婴儿可以上城市户口，浙江等地则早就规定了购房即可转户口的政策，并且取消了指标限制。从11个省市改革的指向看来，国家本次户籍改革意志坚决，50年来横亘在中国城乡社会中的那块坚冰，正在缓缓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