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发展”日益成为社会进步的关键,甚至成为后者的同义语,发展问题是当代社会的主题之一。但是,对于发展的内涵的理解和把握,却经历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于是,几种发展观相继纷呈。中国共产党提出科学发展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成就,是对人类社会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几种社会发展观要义和精髓的总结概括和提炼升华。
经济增长发展观:社会复兴的启动
二战结束,百废待兴,恢复和繁荣国民经济成为各国的首要任务。在这种背景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为美国学者沃尔特•罗斯托和威廉•刘易斯。他们提出经济增长核心发展观,基本思想是:发展就是经济增长;发展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就是经济增长问题。他们把对发展的涵义用通俗的比喻表述出来:落后的原因就是在于“经济馅饼不够大,现在关键的问题必须把馅饼做大些。”
经济增长发展观,对于生产恢复和建设起步的时局,有着较大的针对性,因此它呈现很强的感染力,一时在全球范围内畅行。但是,这种发展观具有明显的理论缺陷和意识形态倾向。
其一,经济增长发展观将社会进步等同于财富的生产问题,这就把丰富的社会生活简约化了。尽管社会发展在根本上是取决于经济生产的状况,而且有时某个具体问题会成为社会主要课题,但是,决不可以把经济增长等具体问题的解决,当成社会进步的唯一任务。恩格斯在匡正经济决定论、论述历史合力观时,曾对这类错误做过精彩而透彻的批评。
其二,经济增长发展观被其首创者注入了浓重的意识形态意味。1955年,沃尔特•罗斯托曾经在《经济发展的阶段》一书指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轨迹分为五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消费阶段;1975年,他又加上了第六个阶段: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这种把发展视为沿着共同的、直线式的道路前行的理论,首先将美国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置于发展序列的最高阶段,意在让人们服膺美国历史轨迹就是社会发展之路,西化就是发展的前提和归宿。
其三,经济增长发展观在实践中产生了不少棘手的副效应。那些全力西化的发展中国家,创伤尤甚。由于肆意张扬工具理性偏弃人文价值,忽视社会和谐进步专事财富生产,大自然遭受掠夺式经营,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和严重的环境问题渐渐生成,令人忧患,促人矫枉。
可持续发展观:生态文明的呼唤
正是在质疑经济增长发展观的有失片面中,新的发展理念得以孕育。1962年,美国女生物学家切尔•卡尔逊发表《寂静的春天》,揭示了经济发展付出环境恶化的惨重代价,引发人们对经济发展观进一步反思。1972年,巴巴拉•沃德和累内•杜博斯的《只有一个地球》一书在美国问世,提出应以可持续发展的视角,认识和处理人类生存、发展与对自然开发、利用的关系。同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明确提出社会发展应是“合理地持久地均衡发展”的观点,奠定了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基础。
当然,也有人认为罗马俱乐部的发展理念,特别是宁愿放慢经济增长速度也要节省能源、保护环境的主张,纯属杞人忧天之谈。J.布诺斯克发表《一个科学家看明天》的文章,提出诸如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会同经济增长一并出现新水准、新境界,不可以因为当今出现能源危机了,就认为只有牺牲经济增长才能解决能源问题。对于那些认为经济发展就要付出沉重代价的过度悲观认识,布氏的观点具有反拨作用,但后者的确轻视了当时盛行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的明显不足,因此,它并没有妨碍对经济增长发展观的修正。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和环境规划署向联合国呈交了题为《我们的未来》的报告。报告把生态、经济和社会统一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提出发展要确保:1.生态的持续性;2.经济的持续性;3.社会的持续性。为了持续发展,就要保护人类赖以持续生存的环境。这份报告的产生,标志着可持续发展观的诞生。20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成为学术界广泛探讨的话题,“可持续发展”随之成为学界和官方文献中频频使用的话语,至今仍保持着持久的热度。
可以看出,可持续发展观顺应了社会和谐进步的要求,它不仅仅把发展问题归结为物质财富的增长,而是从人与自然结成休戚相关系统的视角,来对待人类进步及其条件,显示了人类自我意识和主观能力的提升,建设全球生态文明成为不可回避的课题。
人本主义发展观: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
如果对发展观念进行其目标分析就会发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视野主要集中投射在物的方面。在推进整个社会进步中,偏于关注经济增长;在产品价值的增值与人的价值维护上,偏重于前者而常常漠视后者;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倾向于见物不见人,将发展指标体现在GDP增长、物质丰富上,而忽视人本身发展目标的制定与实现,这样的发展意识倾向和做法,不能不导致人的价值在社会前进过程中缺失和沦落。为纠正此种病态发展,西方出现揭举起人本主义发展观。
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阿力克斯•英格尔斯就针对方兴未艾的现代化进程指出,人的现代化不是现代化过程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到了90年代,印度发展经济学家阿蒙加•森指出,发展的目标不仅仅是增加人均产值,更应该是人的综合能力的增强。由此,人本主义发展观在社会上突显出来,它的主要内容是把人的发展视为发展的核心内涵,即人的素质的提高和能力增强以及个人与社会、自然和谐关系的建构。
人本主义发展观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受到关注和施行。从1990年开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发表一份不同主题的《人类发展报告》。这样的报告使用了人本主义的发展指标体系,包括寿命、知识和生活水平等基本因素,它体现了人类发展的目标在于创造一个享受生命和生活的环境。因此,人本主义发展观是对“重物主义”发展观的超越和升华。但是,应该注意到西方语境中的人本主义难以剔除个人主义、抽象人性等局限,它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以人为本”(即以人民为本)的发展观具有本质的不同。
科学发展观:人与社会的全面进步是发展的硬道理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提出的社会发展价值观念与社会发展模式理念。科学发展观包含对叠出当代的各种发展观念的借鉴和萃取,又是中国立足实际对发展内涵的丰富和完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这一事业最初被邓小平表述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样的社会发展总路线,体现了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基础,追求社会全面进步的总的指导思想,从而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论中,把它概括为“发展才是硬道理”。
在发展观上,中国共产党坚持与时俱进。1992年6月,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做出履行《21世纪议程》的承诺,也就是接受了可持续发展观。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把“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确定为主要奋斗目标和战略举措。在建党80周年讲话中,江泽民提出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发挥他们的主体性,是党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第一要务。这次讲话的发表,标志着党的发展观念向“以人为本”转变。2003年春天,胡锦涛在视察广东时首次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思想。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概念,并把这一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做出了精辟表述,这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中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科学发展观的进步性在于它吸收了人类社会发展理念的最新成果,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把人当作发展的主体、目标和根据;科学发展观的合理性在于它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做好社会主义建设五个方面统筹结合起来,推进中国全面进步;科学发展观的可行性在于它立足国情、又着眼社会发展全局,因此富有针对性和强大的实践力量。(陈锋 中国艺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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