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和社会，“两腿”都要长

“我们历来是主张两条腿走路的，现在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这是走不快的。”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陆学艺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如是说。他说的"长腿"指的是"经济"，"短腿"指的是"社会"。

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美元，到202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达到3000美元。根据世界发展进程的规律，在人均GDP处于500美元～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关键阶段，也往往对应着社会矛盾最为严重的时期。用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牛文元常说的话来概括，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调整重建"的关键时期。

在这个阶段，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以及占有资源不同的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还会拉大，而随着收入提高及差距拉大，各种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如果处理不当，就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拉丁美洲和东南亚一些国家都在这一阶段出现了经济停滞甚至社会动荡。

在这个阶段，社会消费升级日益多样化，与此同时，人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要求日益提高，而新的制度体系的完善和定型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新旧体制、机制的衔接又不及时、不到位，就有可能产生社会无序、行为失范等问题。

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已经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快速发展。如果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适时地转化为二、三产业的职工和城市居民，农民的收入就提不高，购买力就上不来，内需也就扩大不了，二、三产业的发展也就快不起来。公共服务不能普遍惠及广大群众，就会滋长不满，引发诸多的社会问题。接受采访的专家纷纷指出，现在是到了强调社会发展，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时候了！

不协调的五大表现

经济的发展不等于社会进步。陆学艺认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之处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经济发展了，经济结构调整了，但社会结构没有相应地调整过来。社会结构包括的面比较广，有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阶层结构等等。我国工业化水平已达到中期阶段，但城市化率处在较低的水平，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城乡关系严重失衡，阻碍了第三产业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也直接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二，经济发展了，但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没有相应的发展，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仅以教育和卫生事业为例：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工作很有成绩，但是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还不理想。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8年，我国仍有9％的成人是文盲。

我国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城乡之间分布很不平衡。据卫生部的资料显示，87％的农民完全是自费医疗，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十分严重。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的《世界卫生报告》中指出，全世界191个国家的卫生系统排名，在"财务负担公平性"方面中国为第188名。这同我国经济实力在世界排名第六的地位，实在不相称。

第三，社会管理相对落后，各类事故频发，造成人、财、物的莫大损失。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有现代化的各类基础设施建设，还要有现代化的管理。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硬件"要现代化，"软件"也要现代化。许多城市遍布高楼大厦、豪华宾馆、宽广平坦的马路、各种名目的广场，铺草坪种大树，硬件都相当现代化了，但就是社会管理跟不上，存在着交通拥堵，儿童上学、老年人就医困难，环境脏乱差，空气污染等问题。

第四，社会事业的管理体制落后。我国的各级各类学校、科研院所、文化单位、医疗卫生机构等事业单位大多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运行，机构庞大，人浮于事，规章制度僵化，运行成本很高，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差，人民群众很不满意。

第五，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协调。我国是人口大国，农村人口多，现在又处于社会转型、经济体制转轨的阶段，结构性失业和技术性失业等多种因素导致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这将是今后一个较长时期里困扰我们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如何迈向协调之路

如何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关键是从当前最为突出的主要矛盾入手。

第一，从根本上讲，解决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长短腿"问题，要靠国家和地方政府扩大对社会发展方面的投入，改变目前政府投资偏重于经济建设而对社会事业偏少的格局。积极向科技、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领域倾斜，向生态环境保护倾斜。

第二，国家这只"有形的手"必须发挥作用，从加强税收等方面的"二次调节"，解决地区之间和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应该成为今后社会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的核心。

历史经验表明，在社会中间阶层规模大的社会，社会资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较合理，分配差距比较小，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一般都不会很大，这样的社会最稳定、最可持续发展。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之中，社会阶层结构也在不断地变迁。目前还有近60％的农村人口、50%的劳动力以务农为主。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中间阶层规模较小。能够纳入中间阶层的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仅为18％左右，与西方国家的40％还有不小的距离。

第三，建立合理配置公共资源的制度设置。从近期看，社会政策创新的可操作方向是合理地配置公共资源。而其中最为有效的操作平台，是建立公正配置公共教育资源的制度，制定提高普通社会成员尤其是困难群体的竞争能力和技能教育的培训政策。教育是促进经济增长、矫正各种不公平的起码条件，是保证社会的机会相对公平的最重要的制度设置。

第四，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为维护社会稳定，保证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还要注意全面构建现代化的社会管理体系，积极构建"中国社会稳定预警系统"。社会稳定预警系统，就是要科学、定量、实时地诊断、监测并预警社会稳定的总体态势。这个系统之于社会的作用是什么呢？形象地说，就是在没有"起火"之前，通过一系列指标的监测，发出警示；而现有的系统像消防队一样，必须等"起火"了才能出场。目前，美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相应系统，监测全球或区域的稳定状况和动乱热点，分别为其战略决策、安全体系、外交政策、经济发展、政策后效评估、危机综合对策等提供全方位服务。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社会稳定预警系统的研制和运行十分必要。

第五，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减轻就业压力。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在2004年"社会蓝皮书"中有一连串让人心感沉重的数字：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逐年上升，1995年为2.9%，1999年为3.2%，2001年为3.6%，2002年为4%，2003年很可能达到4.5%，登记失业人数将超过700万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继续增加，2003年6月底，下岗职工达464万人，而再就业率则逐年下降，1998年为50%，1999年为42%，2000年为35%，2001年为31%。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增加，2002年进城镇务工经商农民达9460万，现在还呈增加的趋势。

就业是民生之本，经济和社会要协调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就业问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认为，这有赖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为此要正确认识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关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投资增长与扩大就业之间的联系被大大削弱了，经济高增长、资本高投入并没有带来较高的就业增长。当时我们走的是一条资本密集和资本深化的工业化道路，全国少创造了上亿个就业机会。

真正化解就业问题，除了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还须进一步改善就业环境和采取适当的政策支持。专家们建议有必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深化劳动管理、户籍制度和社保体制改革，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加强对劳动力市场收费，拖欠民工工资等专项检查。二是把增加就业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各级政府要努力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建设一些既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又能增加较多就业的资源开发、生态建设和公共设施建设工程。大力开发公共卫生、城市环保及社区服务等就业岗位。三是采取减少国有房屋租金或给予适当的房租补贴及降低其他有关税费等办法，鼓励个人和家庭从事小商品、饮食业、市场中介服务业。四是鼓励非政府非盈利的社会服务机构的发展，重点发展教育培训、公共信息服务和公共管理。五是引导和鼓励社会各类服务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进一步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限制，在投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给予支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拓宽社会就业渠道。

只要我们真正提高认识，充分注意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意义，经过努力，我国的经济社会一定能够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记者 颜彦 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