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技术和市场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三个维度。中国发展制度结构的粗放性，诱导、激励和支持了粗放的发展方式。技术创新是制度变革、市场发展和发展方式转型的物质基础，它支撑了制度创新、市场规模的扩大、消费升级和市场层次的提高以及要素投入结构的改善。合理的要素价格体系和环境价格，必然会内生化地矫正长期被行政经济所扭曲的发展方式，使“资源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创新驱动型”的发展模式。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既涉及制度问题，又涉及技术和市场问题。在转型经济中落实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必须全面构建基于“制度、技术和市场”的三维分析架构和与之配套的政策体系。制度、技术和市场这三个分析维度，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它们之间的作用方式、作用方向和作用机制，决定了科学发展观的落实程度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可能性。

一、制度改进与创新：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机制保障

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重要的因素是制度安排的改进，即体制机制方面的创新。这是因为经济发展虽然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行为和社会过程，但人的行为方式、行为方向、行为力度和调整速度，在一定的技术制约的前提下，是由制度变量所决定的，制度规定了人们的利益结构和对经济行为的激励或约束的程度。就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经济活动中发展方式是粗放的还是集约的，其实是在技术约束下的制度性行为。如果我们说，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是粗放的，而且这种较长期的粗放的发展方式难以得到根本的、彻底的逆转，其本质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发展的制度结构一直是粗放的，粗放的发展制度始终在诱导、激励和支持粗放的发展方式，而粗放的发展方式又进一步强化了对粗放的发展制度的路径依赖。

第一，关于发展的理念。过去，我们的经济发展理念过于崇拜GDP，不太注重绿色GDP；过于追求物质的增长，不太重视以人为本的硬件和软件之间的协调增长；过度追求短期的利益，不太考虑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这种发展理念必然形成鼓励GDP挂帅、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不良发展格局。那些增长速度快、经济总量大的地区，尽管发展的质量可能并不高，甚至环境污染严重，也会受到某种利益的激励和奖励。现在，我国政府根据本国国情和时代的要求，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发展理念，即树立和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是对过去传统的发展理念的科学提升，必然会带来发展方式转型的最彻底的思维和行动的革命。

第二，关于发展的导向。主要指的是对发展绩效的评价准则，也称之为发展的“指挥棒”。任何复杂的评价准则都不可能那么完善，都不可能完整地反映和涵盖真实世界的内在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家主张对那种复杂的自利性、竞争性活动，应该交给市场、由市场去内生地评价，而对那些市场评价会发生偏误、发生真空现象的“公共性”和“准公共性”活动，则应该主要由代表总体社会福利立场的政府去评价。在实践中，避免发展的导向或者评价准则对发展过程的扭曲，最佳的办法是正确界定政府的发展功能和活动界限。对于尚处于转型阶段的我国政府来说，发展方式转型问题之所以严重，不在于我们设计的评价准则与真实世界之间有多大的偏差，而在于我们现在的评价准则涵盖了太多、太强、太细的政府功能，当我们强制地把那种不可能完美的评价体系运用到对人类复杂的、带有利益倾向的经济活动的评价中去的时候，我们的发展方式必然会出现事与愿违的状态，必然会偏离评价准则设计者的初衷。如当政府不仅把经济增长速度、招商引资规模等业绩作为评价行为主体的单一标准，而且把这种片面的评价结果作为干部升迁的主要依据时，就会诱发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行为，出现忽视技术进步和环境的结构，使发展的实际偏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第三，关于发展的主体。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的主体呈现为二元的主体结构：有活力的微观主体和负责任的宏观调节主体。自由而充满活力的微观主体（企业、个人、家庭），能保证微观经济活动的效率，对利润、效用和财富最大化的追求，是其主要目标；负责任的宏观调节主体，强调的是政府的经济职能和责任，以及政府对市场经济“外部性”的调节和控制，目的是为了实现微观效益与宏观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的统一。这种“双主体”的结构，最难界定的是各自的职能和作用的范围，其相互之间与生俱有的“替代型”特征（如政府可以代替市场做出各种微观经济决策，最极端的模式是计划经济；另一个极端是放任自流的完全市场经济，政府功能极其微弱），很容易在制度设计时使发展主体的功能配置错位，从而使发展模式背离科学发展的需要，扭曲发展进程、影响发展效率。过去我国经济发展的特征，在发展的主体方面呈现为发展责任定位混乱的困境，表现为政府经常“占位”、“错位”和“越位”。具体说就是一方面，过于强势的政府在主导市场微观主体的选择，另一方面，政府自身应该承担的某些责任，如完善市场机制，建立社会福利机制、科技创新机制、环境保护机制、政府责任机制等，并没有真正得到强化。由此混乱了二元发展主体的责任目标和功能结构，粗放发展的轨道就难以得到扭转。

第四，关于发展的路径。旧的发展路径，在缺少体制机制创新支持的前提下，会使经济系统继续在旧的惯性轨道中运行，并且在文化、习俗、利益刚性的前提下出现路径依赖并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如在短缺经济时期，主要是通过分税制、财政包干等刺激投资、加快增长。这时候的体制和机制，对资源集约利用、环境保护难以提出太高的要求。这样的增长路径如果到了一定阶段仍然不进行创新而是继续维持和沿袭，就会刺激利益主体采取更多的竭泽而渔行为，如不考虑难度和风险较大的技术创新和节能减排活动，而是千方百计地追加投资、拼命地上项目，最终导致国土资源迅速减少、能源瓶颈日益严重、环境问题非常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措施和目标就会落空。

总之，中国30多年来的体制机制调整，从发展阶段来看，确实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并没有真正有效地促进发展质量的提升，并没有真正有效地促进全面协调和持续的发展。通过制度转型促进发展质量的提高，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国体制机制创新的最重要的任务。

二、技术创新：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物质基础

技术创新为制度变革、市场发展和发展方式转型提供物质基础。主要表现为：第一，技术创新会推动制度变革。由于技术创新改变了制度的运作方式和条件，因而为新一轮的制度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如农业机械和化肥等使用，改变了旧有的农业生产方式，就可能使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和耕作方式，转变为工厂式的大规模生产方式。第二，技术创新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从而带来了生产要素和消费品价格体系的变化，促进了市场规模的扩大、消费升级和市场层次的提高。第三，技术创新直接改变了增长所依赖的要素投入结构，使发展更多地依赖于软资源，即从更多地依靠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力，转向更多地依靠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从而提高了发展的效率和提升了发展的质量。

由于信息化是当代最伟大的生产力之一，是经济现代化最重要的手段，是提高国民经济和社会效率的源泉，因此以信息化为基础的技术创新，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要的技术手段，在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型中，具有其它要素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有鉴于此，我们把这部分内容的论述，集中在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优先发展信息产业方面。以信息化为技术创新的龙头，带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其现实的、历史的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电子信息产业产出品的节能，具有巨大的外部经济性。电子信息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巨大规模，决定了其生产效率的提高，本身就是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话，其发展方式的转换，具有极为重要的“外部经济形”特征。目前，电子信息设备所消耗的电力约占世界电力消耗的14%，仅仅次于发动机的51%、照明的19%和空调的16%，居于第四位。因此，根据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针对该产业的产出过程制订低功耗标准，从节能减排的源头或生产过程开始之前，就事先规定其产品的技术标准和能耗水平，将会对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效益。

第二，完善废弃电子信息产品的绿色循环模式和制造标准，是国民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正在进入电器废弃的高峰期，电子垃圾主要为金属、玻璃和塑料构成，还包含很多有毒有害的化学品，进行填埋和焚烧不仅污染环境，而且浪费资源。因此，节能减排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调整我国目前的电子电器产品的循环模式。我国废弃电子信息产品的处理模式，基本上还是陈旧的线性开放式模式，它遵循的是“资源→产品→废物排放”这种单向的资源流动，整个产业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依赖性很大，因而发展节约型的、封闭的、循环式的经济成为我国的必然选择。

第三，电子信息产业加工贸易为主的产业发展模式转型，是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重点，对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具有根本意义。我国在加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一直沿用“加工组装贸易”为主的产业发展模式，“高端产业、低端环节”的特征十分明显。如2007年，江苏省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销售利税率只有5.3%，低于石化行业的10.1%，机械行业的8.6%，冶金行业的7.7%，轻工行业的6.8%。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在过去所采取的发展模式，是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导向以及我国发挥比较优势两方面作用的结果。应该看到，这种世界车间的地位也对产业链两端逐步“落户”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和拉动效应，为中国企业的功能升级奠定了优良的产业基础。目前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已经走过持续快速发展的高峰，迫切需要新型的产业政策去鼓励企业向研发、设计、营销等环节转移，尽快攀升产业价值链高峰。

第四，基于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推进新型工业化。发达国家的信息化是建立在高度的工业化基础之上的，是工业化和科技进步的结果；反过来，信息化也在重新塑造制造业和服务业。信息化促进和带动实现新型工业化的作用机制，主要表现：一是信息化可以提高研究开发和生产的效率。二是信息化可以使企业管理走向科学管理。三是信息化可以使企业组织结构由金字塔型管理转向扁平管理。四是信息化可以使企业建立新型的纵向非一体化的紧密关系。

这一切均表明，用高新技术特别是先进适用的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企业和产业，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使传统企业和产业焕发青春，在高起点上加速推进发展方式转型的必由之路。

三、要素价格市场化：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生动力机制

按照一般的市场运行规律，资源稀缺程度的增加，会拉动要素价格上升，企业要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要么寻找替代资源，要么放弃资源消耗量大的生产方式，这一切均会使过度的资源需求得到抑制。同样，有效的环境监管迫使各类经济主体的环境成本内部化，趋高的环境成本逼迫企业要么创新工艺降低污染，要么改进技术减少治理成本，要么退出高污染行业，从而使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因此，合理的要素价格体系和环境价格，必然使“资源依赖型”的经济增长就会转变为“创新驱动型”的发展模式。为此我们就完善要素价格体系的具体内容，做一些深入的分析。

第一，现行价格形成机制，由于没有将环境资源等外部成本“内在化”，因此无法改变生产者、消费者破坏环境的行为，无法激励环境治理，不能真实反映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还导致了某些污染性的国际生产资本流入我国，它们既逃避本国税负，又加剧了我国的环境恶化。如根据《中国环境经济核算报告2005》的核算结果，2005年环境退化成本为5787.9亿元，占地区合计GDP的20.93%，比上年增加669.6亿元，增长13.1%。因此，在当前我国严峻的环境形势下，开征环境税势在必行。环境税的缺位，既限制了税收对污染、破坏环境行为的调控力度，也难以形成专门用于环境保护的税收收入来源。

第二，劳动力价格的长期扭曲，维系了靠牺牲劳动者利益来迎合资本的粗放增长格局。2006年与2002年相比，居民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下降了8.7个百分点，居民收入中特别是劳动者报酬增长偏慢。转型过程中的劳动力价格的扭曲，除了维系了资本的高速增长外，还支持了各类“血汗工厂”和有损于环境的低端制造业的盲目扩张。最近国内的“民工荒”和整体劳动力成本上涨的情况，说明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产业升级的关键点。

第三，要素价格的扭曲，不利于调整我国的发展结构。目前的经济模式中，低劳动力成本、低资源价格和低成本排放，造就了一大批高污染、高物耗产业，使资源在这些行业过于集中，并取得了非常态型的高盈利。良好的盈利前景，使得上述产业不仅自身资本充裕，而且能以较低的成本从各种渠道直接和间接地获取发展资金，然后形成困扰中国经济多年的高投资困境。更为重要的是，从社会发展公正的角度看，上述行业在资源分配中的相对优势，继而又形成了其在收入分配中的主导地位，收入分配的不均使得全社会有效消费不足，而国内有效消费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则和出口导向政策的共同作用，维持了中国的出口压力，同时形成居高不下的贸易顺差，并在资本管制下增加了国内的流动性和银行信贷规模。这些资金的共同作用，又形成了住房价格在内的较高资产价格，增加了居民生活成本。高投资和高出口再次共同作用，又使经济可能陷入过热的危险。（刘志彪）

（作者系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