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忽悠“富豪榜”的英国小伙胡润又在忽悠中国人了:日前,他抛出了一份“2008中国新贵族消费门槛”,据他称,“每年至少要消费8299万元”才算跨越了这道门槛,可以跻身于“中国新贵族”之列,而符合这一标准的中国富豪共有5万人。(《京华时报》7月24日)
钱多就是贵族?我对这个结论非常怀疑,因为“富”并不等于“贵”。“富”是有形的,可用物质衡量的;“贵”是无形的,是内在的、精神的修养和气质,是不能用财富堆积去衡量的。富豪可能低级庸俗,“贵族”却可能生活拮据。胡润来自英国,应该知道一部英国贵族史表明,贵族之所以“贵”,并不在于拥有巨额财富,更不在于豪华奢靡、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而在于其品行端正,操守优良,注重荣誉;在于其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以及为其他群体所提供的保护和帮助;在于其对国家利益和荣誉的捍卫,包括为此所作出的牺牲。
实际上,贵族一词所强调的,早就不是什么财富、消费之类的意义了,而是精神品质。比如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就曾指出: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很明显,在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眼里,所谓的贵族精神指的是一种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贵的精神气质,既无关乎门第、血统,更与消费水平无关。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其在社会学意义上所产生的后果,就是社会开始分层,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已经完全实现。在我看来,如何教育、引导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养成“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贵的精神气质”,学得像一个真正的“贵族”,自觉地承担起其对社会、对公众、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是中国面临的一大课题。“贵族”品格不是天生的,而要靠后天的培养。比如在1930年代之前,西方强调企业的唯一目标就是利润,而1930年代至1960年代则倡导企业也要对顾客、员工、供货商、债权人及所在社区负责;1960年代后,则更多地主张企业应该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回馈社会。到了今天,比尔·盖茨甚至认为,获得社会认同是一件比获得财富更重要的事。
胡润以消费能力作为划分“中国新贵族”的标准,无疑是属于一种商业炒作,我们不妨一笑了之。但对于究竟什么才算“贵族”,我们不能被胡润忽悠了,应该有自己的标准———即便是富人糊涂,社会公众却不能糊涂!(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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