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第一财经日报》：关于你的女儿，你为什么上市前要把股份给她？她现在也很受争议，那么年轻有那么多钱。有人建议，要是怕露富，上市前可以把家族的股份放到一个信托基金里，以家族的名义出现。你当时想过没有？

杨国强：我不是因为上市才把股份给她的，给她股份是2005年，上市是在后面。这个事说来话长，2002年，我想搞一个“共产主义试验”，我们小时候很受这方面的影响，就去花都(注：广州的一个县级市)找那里的书记，说你这里最不发达的一个镇我包了，我来规划建设，社会的问题，像孤寡老人等，我来解决。那时候我准备把自己个人的钱都拿出来。他很高兴，我们就开始做计划。这时，我的一些朋友反对，说你一个企业怎么可能管一个镇呢？派出所听你的？邮局听你的？要是你来包，谁都来找你，真像共产主义了，你受得了吗？要是出了社会问题，就不是你担得了的了。我这才放弃。

不搞“共产主义试验”了，怎么办？我想到办学，办一所完全免费的学校，让全国各地学习好但读不起书的人来这里。学校要有最好的硬件，老师的收入要高。有一次我女儿从美国打电话，我和她说了，她很赞成。过了一段时间，她又打电话催我，说爸爸你不是说要为贫困的优秀孩子办最好的免费学校吗，好事为什么还不做？我开玩笑说爸爸的钱以后都是你的钱，做这个事等于用你的钱。她说对国家对社会都有好处的善事，要做就快做。你看她的心地这么好，把钱花给她不认识的人。你说，我把股份转给这样的女儿，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第一财经日报》：你怎么有搞“共产主义试验”的想法呢？

杨国强：我觉得中国很大，可以做很多事。有时候我坐车去粤西，看到很多地方还是很荒凉，我就想如果我可以帮政府做，我不要别的条件，政府只要把电通到地上、水通到地上，我就可以建一个大社区。我有一次见到广州市的市长，我说广州不是房价高吗，你可以在离广州几十公里的地方建五六个社区，那些地方地价不贵，只要有交通就行。如果这些社区房价都在每平方米3500块，又有专门车队接送大家进城和下班，很多人就愿意来住，城里的房价自然就下来了。

四

《第一财经日报》：你成为媒体关注焦点，是在“首富”之后，你怎么看待这个称号？

杨国强：我不喜欢首富、富豪这种说法。你们是财经报纸，知道那个数字不过是纸上的东西，不是真的那么多钱。现在有人总喜欢替别人数钱，评这个评那个，而不是去引导大家如何劳动、奋斗和奉献。这样弄的结果，好像有钱人都是见不得光的，其实不是所有的鸟都是乌鸦。

有人说我是个工作机器，我工作不是为了这些财富，是为了责任。我很崇敬德兰修女，她死的时候就是一张布盖着，没有别的财富，但是每个人都尊敬她，她把一切都捐献出了。还有陈嘉庚，他们都是为国家和人类奉献自己。日本的松下幸之助，他做企业也是要报国。我很爱国，我觉得人应该发挥善，有机会就多帮助别人，这样我们已经够高兴了，死了也不后悔。

我从做事的那一天起，也没有想过一定要拥有多少财富，要有多少成就，只是一步步脚踏实地地走，一天天努力地做。上市的时候我也没有激动，心跳都不快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