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才培养急需“双重转型”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需要超前布局

按照受教育程度，人力资本结构的高级化是向着高等教育普及化方向的跃迁。少数追赶成功的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和新加坡，都经历了人力资本结构的高级化阶段，即向着高等教育普及化方向的跃迁，并发生在其工业化前期完成后，依靠政府强有力的支持、相对较高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为基础，迅速推进人力资本升级。有研究显示，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发达国家第三级人力资本呈现出来的高等教育 15 年跃迁现象，都是发生在产业升级初见成效的 15 年之前，即：先有 15 年的高层次人力资本储备，后有产业效率的持续提高和创新机制的形成。一旦突破这一需要 15 年积累的高层次人力资本“门槛”，就拥有了“人力资本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可持续性发展”的良性经济循环；如果突破不了，将会面临经济增长不稳定和增长不可持续的风险。

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我国在廉价技能劳动力方面也丧失了比较优势，亟待发展自身的创新能力。因此，应提前做好人力资本结构调整的准备。

中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必要性

近期，我国经济增长仍处于依靠物质资本发展的阶段。而人力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本形式，与物质资本共同构成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两者呈现交替上升的规律。我国面临的选择是：人力资本结构是继续扩大以中等教育为重心的第二级人力资本比重，还是跃迁到更高水平？

未来产业的发展呈现出低水平劳动要素将会越来越多地被资本（机器）替代的趋势，难以替代的将是高水平劳动要素。从发展趋势看，我国人才供需的结构性失衡将会表现为中低端人才的“产能过剩”，而专业技能人才、创新技术人才和中高端人才“供给不足”，这导致了我国第二级人力资本的“过剩问题”。1970—2010 年，中国大规模工业化引起了初级和第二级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2000 年以来，我国第二级人力资本比重持续快速上升，截至 2010 年，初级、第二级人力资本比重合计为 95％，其中第二级人力资本比重达到 63％。这固然是我国教育加速发展的成果，但面向未来，这样的人力资本结构仍然面临着升级的压力。

尽管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大、财政收支矛盾突出，贫困地区教育发展面临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但是面向信息化时代的新变化和我国发展的新需求，还是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和更有力的政策支持，以推动人力资本结构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