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业发展中抗菌药应用的“利”与“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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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面临的风险及防范
平衡抗菌药物的普及和滥用
抗菌药耐药性毋庸置疑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热点问题。耐药性的发生发展必然会导致使用抗菌药物成功控制住的感染性疾病再次复发，这对人类健康无疑是重大威胁，亟待全球各国从政治层面给予高度重视。然而，把目光和焦点只放在耐药性上又过于局限，使我们不能够从宏观的角度审视抗菌药物，忽视了抗菌药对于世界医疗的发展是非常珍贵的资源。因此，在认识到耐药性对人类和动物健康威胁的同时，也不要忽略这样的事实——全球有更多的人死于感染后抗菌药使用不及时，或者是根本得不到抗菌药的有效救治，这些情况下的死亡率远远高于耐药病原菌感染引起的死亡率。
耐药性在人、动物、环境间广泛传播。抗菌药物在医疗领域以及养殖业中的大量使用，不仅会使人和动物体内的大量微生物获得耐药性，而且，由于抗菌药物残留以及耐药菌/耐药基因的传递与交换，还会增加环境中耐药基因的丰度和多样性。养殖水域、污水处理厂、河流、沉积物和土壤等环境耐药基因/耐药菌，经过动物或人类的活动又有可能传播到人类中去，造成耐药性的进一步扩散。人—动物—环境构成的耐药性传播网络十分复杂，加之质粒、整合子-基因盒系统、整合性接合元件、转座子等可移动性遗传元件介导的水平转移，使耐药基因在同种属或不同种属的细菌之间进行传播，致使细菌的耐药问题更加严峻。面对耐药性在人医临床、动物养殖和生态环境中广泛的扩散和传播现状，需要多个学科领域、多个部门之间乃至世界各国的通力合作才能遏制耐药的传播与扩散。
临床治疗细菌传染性疾病很可能“无药可用”
近年来，耐药性问题日益严峻，多重耐药、泛耐药菌不断涌现。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RE）、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包括NDM-1）、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MDR-PA）、多重耐药结核杆菌（XTB）以及泛耐药不动杆菌（PDR-AB）等超级耐药菌的不断出现，给临床感染性疾病治疗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今天不行动，或许明天面对重症感染我们将真的面临“无药可医”处境。
即便去除抗菌药选择性压力，细菌耐药性仍然不能消除。细菌耐药性是典型的达尔文竞争理论的体现，抗菌药在人医和兽医上广泛使用，加剧了其发展与传播。然而，抗菌药物的选择压力与细菌耐药性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例如，美国 FDA 于 2005 年撤销了恩诺沙星在家禽中的应用，美国肉鸡中空肠弯曲杆菌对氟喹诺酮类药物的耐药率虽然在禁后 2 年（2005—2007 年）有一定的下降，但随后（2007—2010 年）仍然保持上升趋势。此外，质粒具有强大的可塑性，不仅可捕获多种抗生素耐药基因，还可获得致病毒力因子、重金属耐受因子、消毒剂耐药基因等其他附属基因。即使不使用抗菌药物，在其他选择压力，如重金属和消毒剂等作用下，也可促进与其他附属基因共存于同一质粒上的耐药基因的维持与散播。因而，须多方位、综合考虑控制耐药性的应对策略。
抗菌药在畜禽养殖上功不可没，然而，不合理使用甚至滥用抗菌药带来的细菌耐药性问题已受到全球关注。2019 年，WHO 已将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列为全球十大健康威胁之一，控制耐药性已迫在眉睫。尽管动物源细菌耐药性问题与畜禽养殖上抗菌药使用分不开，然而，驱动耐药性传播的因素是复杂的。如何有效控制动物源细菌耐药性，需要综合考虑耐药机制、微生物种属、特定的抗菌药物，以及用药方案等多方面因素，还需渗透“同一健康”（One Health）理念，因地因时制宜，制定符合国情的畜禽用药方针，建立我国特色的动物源耐药性监管和防控策略。（作者：于洋，方亮星，周宇峰，孙坚，廖晓萍，刘雅红，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院。《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