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业发展中抗菌药应用的“利”与“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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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政策及影响
抗菌药用于养殖动物生长促进剂推动了养殖业的发展；然而，饲料中长期、多品种复合添加抗菌药也带来了极大的隐患，其中动物源细菌耐药性所引起的公共卫生安全备受关注。出于对细菌耐药和药物残留的风险考虑，为避免人类健康受到威胁，2006 年 1 月1日起，欧盟从法律层面全面禁止抗菌药作为饲料添加剂。美国、荷兰和韩国等发达国家也采取了禁用抗菌药作为饲料添加剂的措施。根据 2018 年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发布的《兽用抗菌药物使用情况年报》，全球有 86 个国家和地区禁止将抗菌药作为促生长剂；37 个国家和地区允许抗菌药用作促生长剂；23 个国家和地区对于抗菌药用作促生长剂使用情况不明（由于缺乏相关法规文件）。自 2015 年，我国先后禁止了 6 种兽用抗菌药用于食品动物生产。当前，为应对动物源细菌耐药的挑战，加强兽用抗菌药的科学管理水平，我国坚决淘汰存在安全隐患的兽药品种，大力推进对促生长用、人兽共用以及动物专用抗菌药的风险评估，实施“退出行动”——2020 年底前将撤回所有品种的促生长类抗菌药添加剂；同时，针对抗菌药促生长剂采取不审批原则。
尽管欧盟禁止饲用抗菌促生长剂（以下简称“禁抗”）的主要原因在于，动物使用抗菌促生长剂会连带引发人源致病菌的耐药性问题；但是，“禁抗”给养殖业以及人类健康带来的影响却存在一定争议。一方面，欧盟“禁抗”，尤其是最初几年，导致治疗抗菌药用量增加、养殖生产性能下降以及食品动物感染性疾病发病率增加。例如，由大肠杆菌和劳森菌感染引起的早期断奶仔猪腹泻死亡率增加，由艰难梭菌引起的肉鸡坏死性肠炎发病率增加等，导致治疗用抗菌药的比例显著上升。此外，饲料中禁用抗菌药对动物药品行业的发展也有着重要影响。由于政府干预约束加大、审查指标严格、评估标准高，影响了开发新兽药的积极性。还有报道称，欧盟“禁抗”导致人的沙门氏菌和空肠弯曲菌感染率增加，并且这些菌株对四环素、磺胺药以及氟喹诺酮类药物的耐药性增加。
然而从长远来看，欧盟“禁抗”后抗菌药使用总量呈现下降趋势，并且对畜禽养殖生产力影响并不大。例如，丹麦、挪威和瑞典等国“禁抗”后，整体上食品动物抗菌药的年使用总量呈下降趋势；挪威“禁抗”后，治疗抗菌药使用量也呈现大幅度下降趋势；丹麦在“禁抗”前后（1992—2008 年），通过评价生猪产量、断奶仔猪和肥育仔猪平均日增量以及死亡率等指标，发现生猪生产力有所提高；瑞典“禁抗”13 年后，不仅食品动物中抗菌药使用量下降55%，并且还维持着相对较低的抗菌药耐药性。由于不同国家养殖方式存在差异，欧盟“禁抗”带来的影响不一定能在其他国家重现。因而，“禁抗”决策的制定需要权衡利弊、因地因时制宜，综合考虑禁用抗菌促生长剂对耐药性风险的控制作用，以及对动物养殖业和人类公共健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