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设立“新特区”利于地区均衡发展
热议已有一些时日的第四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问题,在12月7日召开的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终于有了答案。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近日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12月8日《新京报》)
这一决定对促进中 部地区的发展,缩小中国不同地区和城乡之间的发展失衡,无疑有重要意义。此前,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和成都与重庆,已先后被国家列为了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些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相继出现,乃是中国根据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做的又一次制度创新。
从世界其他国家和中国自己的历史经历看,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在资源压力下的技术和制度创新,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社会条件特别是资源和技术背景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适时创新制度,是一个国家克服困难、实现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关键。
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开放本来就是一次大规模的制度创新过程。但今天的问题已不同于以往,过去成功的经验也不再完全能适用于现在。二三十年前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那些问题,绝大部分在今天已不复存在。在经过近三十年的迅速发展、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中国目前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已转变为如何在低成本经济增长时代即将终结的情况下,解决巨大的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严重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等难题,促进产业、技术和经济类型的升级和社会公正的实现。
消解这些新问题,还是只能向改革要出路,要继续通过推进制度创新,使各种体制改革向纵深演化。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就是中国根据新的经济和社会形势,所做的新的重大战略部署,期望以合适的政策引导和发展战略规划,首先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进展,达成以点带面、全面更新的效果。
与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经济特区不同的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再致力于对某些地区实行政策优惠,而是重在引导国家内部不同地区根据不同的资源禀赋条件,开拓自我创新能力,改革的成本因此也是由地方承担,而其经验启示则为全国所共享。
就武汉和长株潭建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来说,它的意义首先在于协调不同地区的发展均衡。2004年,国务院就提出了“中部崛起”战略,如今将武汉和长株潭设立为第四个改革试验区,则有利于湖北和湖南两个中部省份充分发挥地方能动性,在“两型社会”上做出积极探索,加快这两块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从而缩小中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
同时,武汉和长株潭改革试验区还将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探索新的动力模式。在过去20多年间,东部地区的政策优惠在先,已形成全面的先发优势,中西部地区想通过以往东部经济特区的发展方式迎头赶上,不太可能。在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基本饱和、一部分产业已需要向其他地区转移的情况下,中西部地区又需要总结近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教训,尽量避免东部地区在过去经济发展中所带来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使中西部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模式上有所创新。它的试验成败,因此又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路径的变革。
《瞭望》文章:中部期待“试验田”
经过东部沿海试验获得外向型发展经验后,中国的改革发展需要获得更多的基于本土资源的内生型试验经验,这一背景下,中部“试验田”呼之欲出
自今年6月份“成渝”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批后,热闹了一段时间的国家试验新区 之争沉寂下来。但是,11月初,一个消息不胫而走: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作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已经国家发改委报国务院待批,以探索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发展之路。
消息传出,正值十七大报告提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之际,因而引起广泛关注:中部两大中心有望被纳入“先试先行”的国家试验区视野,这是否意味着区域协调发展将步入纵深推进的攻坚阶段?
“四大雁阵”的总体布局
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地理版图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传统的沿海与内陆两大板块分割局面,正在被东、中、西、东北四大各有侧重的战略方阵所取代,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正在日益明晰。
自2006年“中部崛起”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中部在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规划中,成为最后一个战略板块;在驶向市场一体化的中国经济地理格局中,这也是“承东启西”的关键板块。完成最后一个“集团方阵”的排兵布局,一个“四大雁阵”比翼奋飞的区域协调发展壮观蓝图日渐呈现出来:西部在大开发中通过国家支持、自身努力和区域合作,由传统资源时代向产业时代挺进,普遍驶入加速增长的轨道;中部6省承接和对接产业梯度转移,在承东启西中谋求崛起,意欲挥别“不东不西”的尴尬;东北3省则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改组改造,昭示出“老工业巨人”重振雄风的气概;东部更是志在将“率先发展”进行到底,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演绎出凤凰浴火重生的新版传奇。
尤其在东北、西部和中部欠发达区域,中央政府加大重点领域的投资倾斜,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条件和投资环境,提高当地的公共服务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这些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同时,东部沿海地区依托自身的经济基础,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不断提升综合竞争力,继续保持领先发展势头。
各个部门也在为扭转“东富西贫、南强北弱”的不均衡局面,谋求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各显神通:商务部推出“万商西进工程”,用3年时间推动万家境外和东部沿海企业到中西部地区开展投资、采购和经营协作;交通部门规划到“十一五”末,中部各省与相邻东部地区间将至少建成两条以上的高速公路通道,与相邻西部地区间至少建成一条高速公路通道。
区际之间既竞争又合作,既互动又互补。一些地方政府以工业园区建设和城市建设为载体,调动各种资源扩大投资规模,包括以税收优惠和土地低价吸引投资,使得一些不具优势或者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弱的区域,也形成较大的工业规模。与此同时,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以市场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合作全面展开。各地区出于增强竞争力的内在要求,开始突破传统的制度性障碍,推进区域经济整合,发展各种横向合作。区际竞争促进各区域提高本区域竞争力,区域经济合作和生产要素大规模区际流动,增强了区际互动发展关系。
十七大报告中说:“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这一描述,将一个互动、互补、互相促进的区域协调发展蓝图勾画得十分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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