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光，北京首创集团总经理，地产大亨，绝对富人阶层；廖晓义，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主任，民间公益人士，普通收入。
2005年的最后一天，北京饭店，央视年度经济人物颁奖礼上，他们将要展开一场PK。
他们来自不同阶层，但同属一个系统。他们的社会符号是，环保NGO组织的领导。
作为阿拉善SEE协会的会长，刘晓光以其地产领域内的大佬气派一呼百应，为已经成为沙漠的阿拉善地区募得无数治沙善款；而作为北京地球村的领导者之一，廖晓义正在成为一个代言人，用来佐证如何从细小层面影响社会大众，最终改变这个社会的环保格局。
他们入围的奖项——年度社会公益人物——已经说明一切。
在他们的背后，整整2005年一年中，中国环保NGO组织已经开始登上主流舞台，他们逐渐变得不再孤独。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说，这是环保执法机关的天然同盟军。
从金光APP到圆明园
环保NGO在2005年的登场没有任何“新意”——依旧是因为他们公开了一些报告，而这些报告指明了某些机构或者企业不环保，然后招致反弹，最终双方在媒体上展开对决。这种局面在过去已经多次出现，胜负各有。
但在今年，一个前所未有的情形出现了——居然有企业会主动“投怀送抱”。
年初，绿色和平组织公布了一份《金光集团APP云南圈地毁林事件调查》报告。由于此报告，浙江省饭店业协会向全省会员饭店发出倡议：坚决抵制金光集团APP纸产品及其附属产品，并以此作为创建和评定绿色饭店的一项要求，直到APP中国公司对保护环境作出有效承诺。此后，APP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向浙江省饭店业协会提出法律诉讼。
名义上是起诉浙江饭店协会，但板子却要打在NGO的身上——一绿色和平组织如此定义APP的举动，“这是一场错误的诉讼,他们的起诉是不明智的”。
这个事件导致了环保NGO的集体对抗，一时之间，烽烟遍地，几乎在中国登记在册的所有NGO组织都公开发表声明，支持浙江饭店业协会迎战。
在其中，一个陌生的声音也加入其中——中华环保联合会，这个在NGO组织中当仁不让的贵族阶层在年初才刚刚成立。
根据该会资料，这个NGO组织的成立，获得了“国务院两个副总理亲自审批”；“理事有306人，常务理事101人，原部级副部级以上的就有106人”；“原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宋健同志出任主席”。
这在以草根为基本特征的NGO组织中，可谓一个异类——但他们的工作方向却在APP事件上得到了完全统一。
中华环保联合会副秘书长汪冬青说，中华环保联合会就此事专门召开会议，表达了对浙江饭店业协会的声援。在那次会上，环保联合会曾晓阳秘书长表示：“保护环境是正义的事业，保护环境的人是正义的行动。如果破坏环境的人胜利了，则是对正义事业的亵渎。”。
这个NGO组织甚至为浙江饭店业协会提出了法律援助的提议——很快，APP方面表示撤诉。这使得环保NGO们今年的亮相，开始具备了多样化的声音。
按照NGO们的自我定义，这次斗争，以他们的大获全胜而告终——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对APP的一路追杀，绿色和平组织说，哪怕是天涯海角，他们都将穷追不舍——7月，他们再度公告，APP在海南的项目仍旧是“借斧砍树，破坏环境”。
此后，就是已经广为人知的圆明园事件。在是次事件的听证会上，环保NGO的大声疾呼，已经成为当时能够将这个事件的持续深入的深层动力之一。
这也使得潘岳对他们的表现大加肯定，“他们勇气可嘉，是政府的好伙伴；民间环保组织需要提高专业素质，从专业角度和法律层次向政府提出系列‘切实可行、有操作性的方案’，建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
“同盟军和伙伴”的定义，这是2005年NGO们迎来的最大收获，NGO组织自然之友的负责人说。
草根和贵族的共生
“毫无疑问，这是环保NGO取得长足发展的一年”，来自NGO的声音说，“尤其需要重视的是，类似于中华环保联合会之类的高端NGO组织的出现，将会为我们在政府资源拓展等领域提供不同的角度和帮助。”
这位人士的定义和汪冬青的定义完全一致。在他看来，拥有极强政府资源的中华环保联合会正在沿着一条不同的路线往前走，但跟其它出身不同的NGO组织一样，“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为中国的环保事业作贡献”。
按照汪冬青的逻辑，NGO的非政府组织定义并不意味着跟政府不发生任何关系，相反，NGO所做的工作完全有可能成为政府工作的有效补充。
来自另外一位民间环保认识的话更是得到了汪冬青的高度认同，“帮忙不添乱，监督不代替，参与不干预，办事不违法”。在他看来，这才是一个NGO的生存基础。
正是这种立场，决定了中华环保联合会在政府资源梳理上的大步迈进——汪冬青说，除了针对APP事件该会提供的法律援助之外，他们今年更大的两个亮点都是建立在对其所拥有资源的最大利用基础之上。
年中，中华环保联合会启动了一项庞大的国家“十一五”环保规划意见征集活动，这也是我国环保领域首次大规模的“政府开门办规划”。
根据该组织的统计，共有412余万公众参与此次活动。
据称，这次调研形成的约8万字的报告已经上报至国务院，并有望在明年全国人大审议“十一五”总体规划中发挥作用。
“我们所进行的工作，是最大限度的将民意集中起来，通过我们的信息反馈渠道上报至中央高层——我们更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在民众和政府之间建立一座桥梁，使NGO组织的力量发挥到最大。”汪冬青说。
此后的2005年10月底，该会更是动用大量社会资源召开了“首届九寨天堂国际环保论坛”——在这次论坛上，他们设置的议题甚至包括环保投融资体制改革这样的宏大题目，而且还邀请到了时任局长的解振华亲自出席，而且促成了国家开发银行与国家环保总局签署了500亿元的开放性金融协议。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13750亿元的“十一五”环保投资规划首次在社会上公开。而按照此前他们的公众意见征集，在412万受调民众中，有高达96.5％公众认为，在“十一五”期间应当提高环保投资占GDP的比重，应该超过“十五”期间，环保投入占GDP1.3％的比重，其中24.7％的公众认为应大幅度提高。
这被视为NGO组织在政府决策中发挥作用的经典案例之一。“相对于其他环保NGO而言，我们的地位比较特殊，资源更广，因而我们当仁不让的职责就是最大限度的发挥政府高端资源，从而使民众和政府决策实现对接。”汪冬青说。
而这，已经被认为是2005年NGO组织迎来的最大变化。
我们是有“野心”的
此前，中国的环保NGO组织大多以草根形态出现，他们能够动用的资源往往仅限于媒体和公众层面，而无法直接在政府决策中发挥作用——而在今年，他们开始注重对政府资源的积累和运用。
一个简单的个案是，在圆明园事件中，参与其中的NGO组织大多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国家环保总局依法行政”——这在以往，是属于非常罕见的。
“我们不要做单纯的指责者和旁观者，我们想要成为主导环保往前发展的核心力量之一。”一个NGO组织的高层说，在2005年，诸多NGO组织在此层面上达成了一致。
正是在这种共识下，大多数NGO组织的作用也越来越获得了环保行政机构的认可——一个广为流传的事实是，在怒江水电站修建过程中，当时，环保总局有官员以怒江是中国仅存的两条原生生态河之一为由坚决反对，无奈，他的声音太微弱，他需要更多的支持。于是他拨通了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负责人汪永晨的电话。
汪永晨后来回忆说：“我的朋友说，他在国家发改委开会，孤军奋战，‘环保总局一定要守住’，并且非常急需我帮忙找一些熟悉怒江的专家学者，他要反击！”
最终，这个事件在NGO组织和环保行政机构的共同努力下得以延缓——这已经被作为一个例证，用来证明社会组织的活动和声音影响了中央政府的决策。通过这次标志性的，甚至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环保总局进一步认识到，并多次强调公众参与的重要性。
而在2005年，这种趋势表现得更加明显。
“我们是有‘野心’的NGO组织”，汪冬青说，“我们必须要联合一切资源，最终影响社会公众和决策层，成为环保事业中的‘第三方力量’。”
据称，中华环保联合会的2006年工作计划是“通过典型环保个人维权，推动国家环境法制制度建设，保障公民的合法环境权益。”
而在央视公益人物的入围名单中，刘晓光和廖晓义的网络投票目前正处于胶着状态。他们分享了总共三个名额中的两席。(见习记者 谢丁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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