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国的经济崛起，我们不能“站惯了，不敢坐；贬惯了，不敢升；跌怕了，不敢涨；穷惯了，不敢富”

我们发掘大牛市新的基础，就是要利用目前牛市的财富，实现国家和企业的技术管理创新战略，这是股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中国反危机的稳定能力是世界经济稳定因素

中国股市自2005年以来进入第四轮上升期，上证指数从998点上升1年半，于2007年1月份突破历史高位2450点。大牛市的脚步已经隐隐作响。但之后半年，“大牛市预言”却经受了严峻考验。格林斯潘关于美国经济衰退的预言引发了中国股市的“黑色星期二”(2·27)与全球股市的轮番下挫。 有人称：A股总市值不超过香港怎可能影响美国？但提出这一问题的人没有想到的是，这是中国股市第一次影响世界，起作用的是观念而非规模，这本身就说明中国股市未来要涨，而且会带动世界股市启稳。结果是数千万居民大跃进式地入市，中国A股，香港和美国股市再创历史新高。

今年5月份中国A股短期涨幅过快，已达到4000点，国际资本踏空以后图谋再次低位入市，一齐唱空，有些人甚至恶言相加，全盘否定。但结果再次证明，他们是徒劳的。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宏观调控比计划经济和80年代成熟了许多，它减少了经济的大起大落。虽然，这还不能完全包括股市和金融市场。但令人高兴的是，政府对股市的认识和调控水平有所改进，工作重点从指数控制转移到了加强监管和加速上市方面。经过6月的动荡和调整，股市在各方面都迅速成熟起来，在随即发生的金融风暴面前经受了历史考验，再创奇迹。7、8月份美国次级房贷危机震动世界，至今未能解脱。但中国A股只跌了两天就连创历史新高，8月23日已站在5000点历史高峰之上，成为全球股市最牛、最稳的一个。

中国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反危机能力，终将成为世界经济包括国际金融的稳定因素，并因此会加速推动自己的崛起。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政府坚持不贬值政策，并在香港托市。许多人反对这样做，一是认为不能违背“市场经济规律”，二是担心中国经济承受不起。中国在经济实力不强的时候就担负起了亚洲稳定的道义和经济责任，结果证明中国具有抗危机的能力。

实际上，中国政府在当时不受国际教条束缚，敢于在香港控制修改规则，很快就打退了国际投机资本，并促使他们重估中国国力。这才产生了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才有了外资大举进军中国，使我国外汇储备猛增，股市房地产价格猛涨。中国的经济实力，财富水平及国际地位，包括新的危机因素，都上升到了新的层次，只不过许多中国人自己没有意识到罢了。许多人长期以来把海外重估中国实力，简单地归为“中国威胁论”加以否定；也有人“站惯了，不敢坐；贬惯了，不敢升；跌怕了，不敢涨；穷惯了，不敢富”。极少数人根本不相信中国能够崛起，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缺少信心或心存偏见。

诸多因素支持股指攀升到8000点

发展从来就是不平衡的。大凡一个家族,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股市，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在历史上，中国衰落以鸦片战争为标志。在此后的近170年中，中国经历了战争胜利，建立了独立国家，加入了联合国，出现了人口猛增、储蓄率提高、工业化完成“原始积累”和改革开放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发展的景象。当然，我们还有环境保护、文化复兴、社会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国家统一与安全和国际定位等　诸多任务没有完成，高速增长也有被打断的可能。关键是要做到：强化国内外安全，保护环境与资源，控制腐败，不被利益集团干政犯重大决策错误这四条。

1998到2005年中国经济总量增加 150%，年增长率超过12%，但股市在2000到2005年却下跌60%，这是我们受到国际资本误导，打压股市的结果。因此到2007年初的2800点只是恢复性增长。有诸多因素支持股指攀升到8000点：股改成功、上市公司业绩提高、金融工具创新、监管的强化、基金的发展和北京奥运刺激人气等；国内储蓄大于投资以及国际资本的流入，则为大牛市提供了充足甚至过剩的流动性。

某些发达国家的股市“成熟而且规范”，不涨也不跌，股民不买也不卖只等分红，平静得像一潭死水，如果计划经济下也有股市，恐怕就是这个样子吧！究竟哪个更好？显然，中国股市具有更高度的活力和动力。中国的大牛市，是在经济高速增长进入黄金时期出现的，有深刻的历史根据，绝非“流动性过剩”一言可以蔽之。“其兴也勃”无法消除，我们应因势利导，通过公司上市，把财富引导到国家战略产业和高科技方面去，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借大牛市办好中国经济的事。对于“其亡也忽”，我们必须加以控制，防止其蔓延，进而演变成为全局性的金融危机。

　　2008年以后怎么办？

2007年1到8月中国股市的最大成就是在多次暴涨暴跌中确立了大牛市预期，新的问题是如何顺利实现“快牛变慢牛”。笔者年初在深圳戏言“2013年破万点”，当时被视为无根据冒进的言论。短短7个月以后，说奥运前后达到8000点，几乎已经无人怀疑，这是牛市预期确立以后必然要出现的超前过度调整。我们也需要超前提出新的问题：“2008年以后怎么办”？

有暴涨必有暴跌，国家干预的作用在于拉长牛市时间，减少大起大落。现在需要做的是，加速企业上市实现国有企业改制，战略产业改组；通过高水平、高度透明的评估机制，不断剔除低质量的企业而吸收高质量的资产；通过创业板促使高科技企业上市。这是需要大约10年来完成的调整，如果把10年牛市缩短成三五年，那么就来不及健全制度，加强监管，严格评估。因此国家需要增加股票供应，控制牛市速度，使之与制度建设和经济增长同步发展，这是急需落实的宏观政策。

股市的微观基础是上市公司，公司的根本是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以降低成本。保持长期牛市的根本，是不断改善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上市公司效益，这才是最困难的。

目前，新科技革命，技术标准，知识产权，金融市场和企业规模的优势，主要不在中国企业手里。不仅如此，中国企业还面临着巨大的成本上升压力，不得不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和企业赢利模式，长期以来主要依靠低成本外延扩张。现在低成本已不能维持，企业的资金、劳动力、环境、资源、社会、技术创新成本都必定要上升。

我们应当看到的是，中国企业降低成本还有很大的空间：比如，国家扶植战略产业和创业板，帮助企业承担技术创新风险；货币升值可降低进口成本；股市印花税的大幅度增加，可以为国家对企业大规模减税提供可能；特别是通过反腐败，减少政府干预，可以降低企业的社会成本。当然，最根本的途径还是企业自身的技术管理水平的提高。

在成本上升和下降之间的赛跑中，将有相当比例的企业包括上市公司被淘汰，如果我们不能利用大牛市从根本上提高技术管理水平，那就会让大牛行市沦为一场投机狂潮，在暴涨中暴富一批，在崩盘中破产一批，泡沫破灭以后我们什么也剩不下。我们发掘大牛市新的基础，就是要利用目前牛市的财富，实现国家和企业的技术管理创新战略，这是2008年股指突破8000点以后，股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总之，中国大牛市的初期阶段从2005年开始大约三年，可能在2008年奥运会前后结束，指数可能超过我们的预期，牛市诸多特殊因素已透支，而新的基本因素刚刚出现远未形成，中期调整难以避免，大牛市的持续性将受到考验。因此我们必须有新的国家战略，有效地把从股市焕发出来的货币财富转化到高科技方面去，形成真正创造意义上的“国民财富”和国家竞争能力。否则大牛市将最终蜕化成单纯的泡沫而自我消耗，自我消亡。▲(杨帆 作者是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