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学说和文化领导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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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葛兰西（1891-1937）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领导参加反法西斯斗争，被捕入狱达十年之久，最后被摧残病亡于狱中。铁窗之中，他反思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阐释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留下32本“狱中札记”，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河。葛兰西曾经指出，他在监狱中从事研究的出发点是为了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功能进行考察，有机知识分子学说和文化领导权理论是葛兰西有代表性的思想。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生于1891年1月23日，卒于1937年4月27日。葛兰西出身贫寒，早年奋发求学，后走上职业革命家之路，领导意大利革命群众“走俄国之路”，1921年1月21日参加创建意大利共产党，1922年5月作为意共代表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墨索里尼法西斯集团夺取了国家政权后，葛兰西受共产国际委派回国领导意共开展反法西斯斗争。1926年11月不幸被捕，十年有余的牢狱岁月摧垮了他的躯体但没有挫折他的斗志。他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怒斥法西斯分子：“你们把意大利引毁灭，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挽救它。”在监狱中，葛兰西虽受尽折磨凌辱仍坚贞不屈，凭籍坚强的意志研究革命理论，结合对意大利革命实践经验的反思，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与发展。葛兰西在监狱中将自己的思想用札记的形式记载下来，其内容涉及政治、哲学、历史和文学。二战之后，葛兰西的思想被整理成书为32本《狱中札记》，成为意大利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更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河。
葛兰西既是身体力行的共产主义战士，又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说：“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一个艰苦的事业，只有坚贞不屈的人才能胜任，只有那些在人们普遍感到悲观失望的时候能够保持不屈不挠的精神的人，只有那些意志锻炼得坚如刀剑的人，才配称为工人阶级的战士，才配称为革命者。”作为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先驱，葛兰西值得后人尊重敬仰和学习研究。在他去世70周年之际，简要述说其有机知识分子学说和文化领导权理论，既是为了表达对这位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执着探索者的纪念，更是为了挖掘其深邃思想所包含的现实启示。
西方知识分子理论丰富多彩，那时最著名的当属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1947）提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理论。这种理论认为，那些经受教育而拥有系统知识、专事智力活动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他们超然于社会各阶层之外，是自由漂浮的群体，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从属于任何阶级和政党，独立地担当社会良知的职能。
葛兰西不同意这种理论分析。他反对从事脑、体、劳动的差别作为认定是否是知识分子的最终标准，而主张要在具体的社会关系的总体中来认识知识分子，分析和确定其社会地位、社会属性，理解和把握其独特的社会职能。葛兰西揭示了一个普遍的社会事实，就是我们任何人都从事着特定的职业活动，最终又进行着某种形式的智力活动。这种智力活动归根到底有助于支持或改造一种世界观。“每个社会集团既然产生于经济社会原始的基本职能领域，它也同时有机地制造出一个或多个知识分子阶层，这样的阶层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与政治领域将同质性以及对自身功用的认识赋予该社会集团。”（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按照曼海姆的智识活动者定义，必然得出“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的结论。（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4.）其实，行使葛兰西所述知识分子职能的人才是形成特定的社会阶层的知识分子，葛兰西认为这种特定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必然来自并代表某个阶级或社会集团，是后者利益和世界观的“代理人”。建立在这样的分析基础上，葛兰西提出“有机的知识分子”范畴，并指出如此说来“知识分子”恰恰就是上层建筑体系中的“公务员”。（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7.）
然而，传统知识分子并不自觉或不承认知识分子的“有机性”。他们自视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力图凭借文化的持续传承而显示保持相对稳定而又“独立”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突出的是文化的）连续性，加上科技文化不发达，使得从表面现象上看来，这样的人似乎可以超越具体的社会和阶级而独立存在。于是，传统的知识分子形成一种特殊观念：往往自认为不受其它社会力量的牵制，并且独立于统治集团而自治，在社会空间自由往来。葛兰西把这种观念称之为“行会精神”（espritde corp）。他进而分析到传统知识分子的这种自我认识和评价，使得他们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的影响，极易呈现唯心主义和社会乌托邦的色彩。葛兰西并不否认历史的、文化的连续性，但他更深刻地揭示并突出强调了知识分子必然地与某个阶级、某个社会集团相联系的“有机性”。他举例分析说，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如教士，从经济政治诸社会方面来看，可以看作是属于与有土地的贵族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知识分子。葛兰西指出，“可以看到，每个新阶级随自身一道创造出来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加以完善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新的阶级所彰显的新型社会中部分基本活动的‘专业人员’。”（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
这样说来，对于肩负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当代无产阶级来说，新型的、本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造就就是一项庄严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形成，一方面依靠无产阶级本身的培养，另一方面，传统的、非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化也十分重要。结合葛兰西的有关论述，可以认识到知识分子非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转变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确立是这一方面的根本和关键。
为了彰显知识分子的“有机性”，说明其社会职能，葛兰西对“上层建筑”进行研究，他认为上层建筑分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两个层面，前者即“私人的”组织总和，其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行使着对全社会的领导职能；后者即国家，在政治社会中，合法政府行使着强制性的“直接统治”的职能。知识分子行使的是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和政治统治的下级职能，并且这种职能上的高低层次对应着知识分子的知识和智识活动水平层次。
“市民社会”原系黑格尔提出的一个范畴，指家庭成熟并解体后，家庭成员走向社会，在社会中每个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与他人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因此，就产生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绝对的相互依存，每个人都用所有共享的人作为手段来满足他的需要。这种独立的人的相互依赖的状态就是市民社会”(W.T.斯退士：黑格尔哲学[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373.)。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是经济关系的整体，而葛兰西则注重其文化功能，即作为在文化领域传播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组织和手段。
葛兰西对比了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不同的社会结构，指出在东方如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尚处于原始的萌芽状态。在西方，市民社会则十分发达。在资本主义化的国家里，市民社会足以能够承受经济萧条和危机的打击，成为抵挡内外异己力量、破坏力量的中坚。葛兰西曾有一套著名的比喻。他把市民社会比作资本主义自救战争中的堑壕体系，当猛烈的炮击似乎已挫败了它的全部防御时，实际上被破坏的只是外围工事，就是国家机器。当发动冲锋时，进攻者会发现他们依然面临着一道坚固的防线——市民社会。市民社会首先在西方社会成为上层建筑的内核。市民社会是由多元民间组织组成的，其中某个组织或集团居于相对的主导地位，从而构成这个组织或集团对其余人的领导。这种领导权不仅表现在经济政治方面，更表现在意识形态、文化、道德方面的领导地位。与强制性的国家机器不同，“领导权”建立在“赞同”的基础之上，对其他社会集团发挥着“指导”而非“统治”的作用。这就是市民社会的特征，从而构成政治社会的基础。知识分子主要在市民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维护统治集团对全社会的领导。葛兰西指出：“知识分子和生产领域之间的关系，不是基础性的社会集团所有的那种直接关系，而是在不同程度上被整个社会组织和复杂的上层建筑所‘中介’的，准确地说，知识分子正是上层建筑的‘职能者’”(Davidforgacs：葛兰西读本[C].伦敦版，1988.304.)知识分子在上层建筑中的职能，就在于使国家的政治统治和社会领导能够顺利实现，它保证广大民众“自愿地”认同统治集团所提供的社会方向，并把对异己者的强制“合法化”。葛兰西认为并非一定要诉诸武力才能取得和维护统治地位，关键是掌握“文化上的领导权”和“政治上的领导权”。意识形态——文化上的领导权比政治上的领导权孰轻孰重、孰先孰后要视国情而定。葛兰西认为，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要用“阵地战”的策略逐步破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文化上的领导权，由无产阶级来取而代之，然后在可能的适当的时候顺利掌握国家权力。而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后，仍然要十分重视对市民社会的领导。这样，知识分子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他们通过传播强化所属阶级的世界观，团结所有其它阶层，为本阶级领导权的取得和巩固，为破坏旧社会和建设管理新社会起着整体的也就是“有机的”关键作用。
至此，葛兰西特别提出要深刻认识文化领导权及相关战略、策略问题与社会经济基础的内在联系。他反对把争取文化领导权与直接的经济与政治斗争对立起来。他说：“认为具体提出领导权的问题就是让寻求领导权的集团服从，这是不合适的。毫无疑问，考虑被领导集团的利益和倾向是获得领导权的前提，必须达成一定的折衷平衡——换言之，领导集团应当做出某种经济社团性质的牺牲。但是，同样无疑的是，这些牺牲和折衷的做法都不能触动根本；因为尽管领导权属于伦理政治的范畴，它同时也必须属于经济的范畴，必须以领导集团在经济活动的根本中心所执行的决定性能为基础。”（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24）
这样看来，从战略意义上看，葛兰西理论思考的终极指向并非文化的、理论的，而是政治的、实践的。葛兰西的战友陶里亚蒂曾经指出，葛兰西理论活动与政治活动的中心议题乃是“工人阶级成为整个国家生活的领导者的可能性、必要性和方式”问题。（陶里亚蒂：陶里亚蒂论葛兰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48.）对葛兰西来说，“文化领导权”主要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它是葛兰西政治战略的一个阶段性目标，其最终指向则是政治领导权问题。“文化领导权”作为一种政治策略，既是总体性革命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夺取政治领导权的一种手段。
所以，有的西方学者分析说，“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和为赢得领导权所做的斗争，以及领导权在国家政府中的中心作用，把工人阶级和‘受教育’阶级的关系问题放置在共产党议事日程的首位”（Anne Showstack Sassoon：葛兰西研究[C].伦敦版，1982.45.）。的确，虽然葛兰西注意到传统知识分子的转变问题，但他更强调必须优先培育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指出“任何在争取统治地位的集团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为同化和‘在意识形态上’征服传统知识分子在作斗争，该集团越是同时成功地构造其有机的知识分子，这种同化和征服便越快捷、越有效。”（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5-6.）
在如何造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葛兰西有两点思想特别突出。
首先，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知识分子队伍建设一体化。葛兰西认为，有机范畴的知识分子和传统范畴知识分子的差异就在于前者往往以政党的特定形式从事市民社会的领导活动。而一切社会集团的政党的作用，也就是在市民社会中行使与国家同样的职能，为此就要把本集团有机的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在完成其本身职能过程中，把他们转变和培养成合格的政治知识分子、领导者以及一个完整社会（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所固有的一切活动与职能的组织者。葛兰西认为政党有三个基本要素：一是由平凡的普通人组成的群众，他们的作用不在于首创和组织能力，而在于他们的纪律性和忠诚，这是党赖以存在的基础；二是需要党的核心力量把群众组织起来，党的核心力量具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和生存发展能力；三是中介性的，它使前两个要素结合起来，使他们不仅在物质上，而且也在道德上和精神上建立联系。只有通过大量的教育、宣传和鼓动，工人阶级才能成为真正提高觉悟和认识，在道德和精神层次上结为一体，因此，中间要素只能由知识分子担当。因此，具有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的知识分子应当被视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核心。而从整个政党的使命要求上看，葛兰西提出“政党的所有成员都应该是知识分子”。
其次，新型知识分子要在生产劳动、社会实践中成长，最终确立新的革命世界观。如前所述，葛兰西没有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别作为区分是或不是知识分子的标准，而是认为成为知识分子须经实践磨练到树立新世界观。下面两段文字足以表明他的思想主张：“建立新的知识分子阶层问题，在于对每个人的某种程度上的智力活动予以批判性改造，使它与筋肉—神经活动达到一个新的平衡，保证使筋肉—神经活动本身成为新的完整的世界观的基础。因为，筋肉—神经活动本身便是不断更新自然和社会的总的实践活动的组成部分。”（Anne Showstack Sassoon：葛兰西研究[C].伦敦版，1982.64.）因此，葛兰西指出“成为新知识分子的方式不再取决于侃侃而谈，那只是情感和激情外在和暂时的动力，要积极地参与实际生活不仅仅是做一个雄辩者，而是要作为建议者、组织者和‘坚持不懈的劝说者’（同时超越抽象的数理精神）；我们的观念从作为工作的技术提高到作为科学的技术，又上升到人道主义的历史观，没有这种历史观，我们就只能停留在‘专家’的水平上，而不会成为‘领导者’（专家和政治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5.)。葛兰西心目中的新知识分子就是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有专业知识的人，就是“专家＋政治家”。从参与生产实践到形成无产阶级世界观，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的必由之路。
复述葛兰西的理论，当然并不是要说明他的思想绝对完善、绝对正确、无懈可击。但是，当我们力图克服时间、文字、国情、思维方式等一系列障碍来发掘葛兰西的思想时，发现他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文化建设观点，与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袖的相关主张颇具相通之处。从毛泽东提出“造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到邓小平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实现干部“知识化”“专业化”到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文不想再做详细的比较论述和严肃的剖析对比，实际上已经看到葛兰西知识分子学说的可贵与可取之处，于此谨希望它能对我们的有关工作和理论研究带来些许启发。（陈锋 中国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