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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寨银行：生态文明的民主试验
关键词： 云南省丽江市 玉龙县石头乡立苴村 村寨基金 生态文明 村寨银行 生态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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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公地悲剧”的制度探索
回溯以往的环保历程，保护生态和生存发展似乎是一对无解的矛盾。邓仪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多年前，云南某县穷急了的山民集体上山砍伐国有林，县长和公安赶到现场试图控制局面，和山民们发生了冲突。情急之下，县长下令向天空鸣枪示警，结果山民吓得大喊：“县长要对老百姓开枪啦！”一传十十传百，当地百姓和政府的关系迅速紧张起来，而那位县长也最终黯然离开了岗位。
这还只是众多冲突中的一个案例。在立苴村三岔河组，傈僳族村民、护林员褚学采并不讳言，自己过去经常砍树。“老百姓砍，护林员也砍；别人看见我拉木头出山，我就说这是有人砍树被我发现后没收的木头。”
在萧今教授看来，这正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比如山林，有许多拥有者，其中人人都有使用权，但却难以阻止他人使用，资源因此被过度使用。之所以叫悲剧，是因为人人都知道资源将枯竭，但人人对阻止事态的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着事态的恶化。
可褚学采觉得这也是生活所迫：“如果有办法，谁不愿意把这青山绿水保存下来？”从老君山外开车驶入石头乡立苴村，要在狭窄起伏的盘山土路上颠簸几十公里、耗时5个多钟头。尽管国务院早在2003年就提出了“村村通公路”的发展目标，但在石头乡，别说公路，许多地方连土路也尚未修通。村民想发展、想和外界建立联系，实在是太难了。褚学采所在的三岔河组，前年才刚通上电，电灯对有的人家而言，仍然是稀罕的物件。
“在这样原始的条件下，为了环保牺牲老百姓的生存权，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这是邓仪常挂在嘴边的话。
时代的发展，已经对环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而在保护团队的许多工作人员心中，“村寨银行与封山育林联动”或许正是这样一种解决“公地悲剧”的制度探索。村民们彼此监督，生怕有人因违约砍树而损害了大家的利益。
事实上，早在2010年，保护团队就已经在老君山九河乡河源村进行了“村寨银行”的尝试。项目运行至今，仅该村便建立村民小组自然保护地12个，保护森林面积4.45万亩。河源村新房组组长李玉坤说：“现在，护林员不用满山跑，轻轻松松坐在家里或者干干农活儿，就能把山看管得好好的。因为，现在是全村人的眼睛在盯着！”
树，暂时是没人砍了。但如何让“村寨银行”的环保模式越走越好，一直是相关专家思考的难点。今年83岁高龄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象枢老先生，曾多次到内蒙古阿拉善、云南老君山等地考察“村寨基金”、“村寨银行”的发展。谈及这一模式的前景，张老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现在来看‘村寨银行’的确比较成功，但我更愿意称之为合理的、有意义的探索。”
他说：“目前，‘村寨银行’还是一种较低层次的、互助性质的社区金融系统。要从源头上解决‘公地悲剧’，还要扩大资金规模，在产业化生产的基础上，寻求更多的金融创新。”
眼下，张老正在牵头进行一项研究，力图让“村寨银行”更好地引入和利用外部资源。他的初步思路是让“村寨银行”和国有银行，尤其是农业银行建立联系，获得持续发展的强有力支撑，使农民真正脱贫致富。
邓仪也承认，“村寨银行”的资金量少，虽然保证了农民家庭简单再生产资金链的不断裂，却无法形成资本。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保护团队也组织村民以类似的模式成立了若干“村寨股份制产业合作社”，以期帮助村民扩大生产、谋求效益。
但邓仪同时也强调，“村寨银行”的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回忆起村民们经过无数次讨论，对“村寨银行”从怀疑到认同的过程时，邓仪说：“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大家保护了环境，更重要的方面是，村民们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社区的公共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