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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结
本部分主要结合前文分析结果概括几点结论,并在展望未来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防范和化解跨境资金流动冲击的政策思路。
(一)主要结论
跨境资金流动状况进一步改善。2012年,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双向变动,流入减少、流出增加,总体基本平衡,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的局面显著缓解。特别是,我国国际收支从1999以来持续“双顺差”,转为“经常项目顺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的新格局,显示跨境资金流动趋向自主调节、自我平衡。这是近年来我国坚持实施“调结构、扩内需、减顺差、促平衡”的政策成效,符合宏观调控目标,也是拓宽资本流出渠道、推进“藏汇于民”的积极结果。
跨境资金流动的双向变动明显。2012年我国跨境资金流动一波三折,经历了三轮短周期波动:第一季度资金流入,第二、三季度资金流出,第四季度资金流出放缓,12月份再现较大规模净流入。随着经济对外开放程度提高,我国经济金融与世界、人民币汇率与全球汇率体系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跨境资金流动有进有出在所难免。我们要对跨境资金流动的变化保持必要的容忍度,不能把资金流入或流出的一时增减,简单等同于“热钱”流入或资本外逃。同时,要改变对跨境资金流动的单边、线性思维的传统偏好。既不能以为初始情况好,形势就会一直好下去,也不能以为初始情况坏,形势就会一直坏下去。应该树立金融风险意识,理性看待、积极防范跨境资金流动双向变动的风险。
跨境资金流动自我平衡的基础尚不稳固。2012年,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得以实现基本自主平衡,部分原因是国内企业根据境内外利差、汇差等市场环境变化调整财务运行,由以往“资产本币化、负债外币化”转向“资产外币化、负债本币化”,大量增持外汇存款,对冲了贸易顺差产生的外汇流入。这种财务行为主要是基于实体经济活动的需要,客观上加剧了跨境资金流动的顺周期波动,突出表现为围绕贸易投资等生产经营活动上下波动的钟摆效应。经济金融环境向好时吸引资金持续流入,经济金融环境转坏时又容易形成资金大量流出。这对于宏观调控的灵活性、前瞻性和协调性提出了新要求。
有效管理跨境资金流动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随着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和跨境人民币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境内外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维持资本管制有效性不能不考虑跨市场套利和监管政策套利的问题。特别是,跨境资金流动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关系越来越复杂化,其中许多对外债权债务关系并无实际跨境资金往来相对应,这对基于现金收付和依托银行柜台的资本管制模式更是巨大考验。因此,要清醒认识管制的局限性,不能用管制替代改革,而要坚持疏堵并举、以疏为主,建立可持续的国际收支平衡体制机制。管理要厘清政府与市场、部门与部门之间的边界,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管理要有成本意识,提高容忍度,不要追求管得越细越好、数据越多越好。
(二)下一阶段政策考虑
2013年,我国跨境资金净流入规模反弹和双向变动的内外部因素依然存在。一是基于现阶段我国的经济竞争力和经济结构以及国际分工格局,经常项目尤其是贸易顺差局面仍会持续,并继续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等国际长期资本流入。二是发达经济体竞相推出超宽松货币政策,造成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泛滥,新兴市场经济体被动承受资本流入和本币升值压力。但另一方面,宽松货币政策不能包治百病,发达经济体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源并没有得到根治,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国内经济回升进程也可能反复。未来一旦风险再次积聚和爆发,新兴市场经济体又将被动承受资本流出和本币贬值的压力。对此,不可不察、不可不防。
专栏5: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资本流动的影响
近年来新兴市场资本净流入大幅上升。2007年底以来,美联储、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等全球几大央行开始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并多次推行量化宽松政策(QE),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统计,在美联储大规模推行QE的2009-2011年,“金砖四国”在内的全球30个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净流入超过2.1万亿美元,年均增幅近40%,远超过去十五年18%的平均水平(见图C5-1)。其原因主要是QE压低了主要发达国家利率,低利率促使私人投资者调整资产配臵,重新寻找投资机会,加剧了资金涌入新兴市场追求高收益,导致流入新兴市场的资本规模远高于以往经济复苏周期。从地区情况看,亚洲新兴经济体是资本流入的首选。2009年资本净流入量是2008年的5倍,2010和2011年更屡创新高,三年累计净流入超1.1万亿美元,占过去十五年累计净流入量的45%(见图C5-1)。拉丁美洲新兴经济体资本净流入规模虽不及亚洲新兴经济体,但2009-2011年年均增幅超42%,2011年达历史最高水平2377亿美元。欧洲新兴经济体受欧债危机拖累,2009年资本流入剧减,2010年起虽有所恢复,但尚未达到危机前的水平,2011年资本净流入规模仅为2007年的37%。
图C5-1 1995-2011年全球主要新兴经济体及亚洲新兴经济体资本净流入规模
数据来源:国际金融协会。
QE加剧了新兴市场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增加政策调控难度。一方面,危机爆发时,发达国家央行的资金支持缓解了本国投资者的流动性危机,使其拥有更大的灵活性去处臵流动性较差的新兴市场投资,从而加剧了新兴市场的资本外流;经济复苏时,充裕的流动性又导致流入新兴市场的国际资本成倍增长。如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净流入新兴市场的国际资本比危机前减少近半,此后又以超过40%的速度回升,资本流动规模和速度都远高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2年的拉美债务危机。在此情况下,部分国家被迫采取资本管制措施,限制资本流入。以巴西为例,2009年初,以证券投资为主的国际资本大幅流入,迅速推高资产价格和货币汇率。自2009年10月起,为控制汇率,巴西政府陆续宣布对流入巴西股市、债市、外汇市场、信贷市场和非公开市场的外国资本征税。印度、阿根廷等国央行也纷纷干预汇市,稳定本币币值。另一方面,顺周期性的加剧导致新兴经济体政策调控陷入两难境地。在经济下行周期,若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可能加快资本外逃,加速衰退;在经济上行周期,若实施紧缩货币政策控制通胀可能吸引更多国际资本,进一步推高通胀水平。
长期内新兴市场仍将吸引资金流入,但存在周期性流出的风险。长期看,新兴市场仍将是全球经济的主要增长点,IMF预测新兴市场长期经济增长率为6.2%,超过发达市场的2.6%。新兴市场资本净流入维持在较高水平的趋势可能将持续,但不排除以下资本周期性流出的可能:一是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企稳,信贷需求上升,利率回调,投资者调整投资策略,将一部分资金重新投放发达市场。二是遭遇新一轮危机,投资者避险情绪再次上升,将资金回撤至发达市场相对安全的资产上。目前来看,第一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较大。资本的大幅流出可能呈现以下特征:从流出的国家看,经济基本面较弱、债务负担较重、对外部融资依赖较大的新兴经济体将首当其冲受到影响;从流出形式看,流动性较好的证券投资资本可能首先遭遇大规模撤出,其次是银行信贷等其他债务资本,FDI由于涉及投资者长期发展战略,预计将基本保持稳定。亚洲新兴经济体虽然经济基本面较好,且资本累积长期以FDI为主,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持续成为投资热点,积累了大量的国际资本,若发生新一轮资本流出,恐难独善其身。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们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遇”,这也为落实2013年经济工作“促进国际收支趋向平衡”任务指明了方向。
为构筑防范跨境资金流动冲击的有效防线,外汇管理部门将以促平衡作为防风险的基础措施,围绕拓流出、扩进口的目标,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贸易投资便利化和外汇市场建设,加快建立健全可持续的国际收支平衡体制机制。以控流入作为防风险的保障措施,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完善应对跨境资金双向流动特别是大规模流入冲击的政策预案,坚决守住风险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