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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想谈一下全球经济治理的政治问题，中国提出国际关系民主化，这提得非常好。除了G20合法性以外，还有谁来治理与管理美国，美国一直在管理世界。这个问题还要坦率的提出来。最后一点，上一组还有许多人谈到智库的问题，我准备了许多关于智库的话，我不想重复，这里想补充一点，除了中国学术界的同事的观点以外，我本来想讲薛老师的话题，我就不展开，只是想讲一点，中国输出，因为这里有一个外交政策的原则问题，邓小平说中国不输出，大家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去年我提交一篇论文，由清华大学的世界与观察杂志下个月刊登出来，我想中国智库必须要想办法出口我们的思想，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智库生产出来的、提供出来的全球治理，这是对于中国智库而言，也包括对大学里智库的使命和作用，我自己提到的一个重要的任务。这就是我所有的内容，谢谢大家。
主持人：刚才迟福林教授讲到改革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庞中英教授提出要改革美国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反过来对中国来讲是不是也有这样可以讨论的话题。下面有请墨西哥学院经济系的教授罗梅罗，他谈的题目是“智库在墨西哥非正规就业与就业不足应对政策和制度框架设计中的作用”。
罗梅罗：大家下午好，谢谢组织者给我这样的机会，我和大家谈的是墨西哥的问题，我们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是不是做一个追随者，还是作为政府应该深化我们跟美国的关系，我会谈一下我们墨西哥的一些社会问题，犯罪跟贩毒也是我们的社会问题，大家也可以帮助我设计一个框架制定政策，帮助解决我们社会的问题。我主要是谈我们的劳工市场，我们看到，在墨西哥的劳工市场非正式用工非常多，因为投资的不足，而不是因为过分的管制问题。比如，我们的养老基金、养老保险、健康的医疗保险都不足，因此我们非正式用工是非常多，同时我们劳动生产率也是相应的比较低，而且他们的工作也不稳定。让大家看一下，我们非正式用工从1944建立起社会保障的制度，从那以后，大家看到非正式用工变化的情况，一方面墨西哥发展得非常快，还有就是我们在不断的吸收一些富余劳动力。因此，我们的非正式用工非常多，1989年大家看是比较的高，那时候我们政府对经济进行了一些放松管制，非正式用工产生了一种爆炸，作为一种结果。它从3%增长到35%。同时墨西哥跟美国、加拿大和欧盟签署自由贸易的协议，这些自由贸易协议是禁止贸易的保护主义，不能进行行业的保护。这样的话，我们的产业政策的出台是非常困难。
（图）大家看到这一张幻灯片是我们GDP的增长情况，还有出口增长的情况，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好像不是很大。另外，我们的出口是占整个生产量的47%，我们的出口量是比较大的。我们的财政部长也讲到我们应对金融危机，由于我们的数量比较大，我们的应对能力是比较弱的。我们的帐户下经常也是有很严重的赤字，我们的资本流入也是非常的大，但是资本流入进来以后到了什么地方呢？一方面进入消费领域，很少是变成了资本。这是工人的投资，在1980年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增加，这是实际的外汇率，也是在上升的趋势。
我们来看一下墨西哥的货币政策。我认为，应该由远期的贴现来计算利率的评价，我们不能够用利率来刺激经济，如果是用利率手段的话，就会导致资本的外流。现在央行是独立的，财政部没有一起来协作，这是我们的结论，我们现在有一个开放的经济，但是金融系统的发展不足，还有就是一个独立的银行，我们的货币的估值过高，导致投资的利润比较低。因此，我们在劳动力市场有很多的非正式的劳工，同时导致了生产率比较低，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把开放资本市场，我们要开放商品市场，我们需要美国的协作，包括商品的流通、商品的开放、资本的开放都需要美国的支持。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我们能做的事情非常少，我们要对改革进行改革，要重新考虑资本市场的开放和商品市场的开放，如果大家在我们的制度设计上有什么建议的话，希望大家可以提出来。
主持人：下面有请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劳动关系和社会对话高级专家李昌徽先生，他演讲的题目是“包容性发展与智库在社会对话中的作用”。
李昌徽：主席先生，非常感谢给我这样发言的机会，可以在这儿讨论一下智库在通过社会对话来促进包容和发展中的作用。我们刚才已经听到关于在发展和改进治理过程中的智库作用。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也就是工人的组织以及雇员的组织，一方面是因为我来自国际劳工组织，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都知道这个机构，国际劳工组织是一个特别的机构，它是比联合国更早建立的，联合国是在二战之后成立的，但是劳工组织是1919年就成立了，事实上和中国的“五四运动”是同一年，我们的治理结构来说，和其他的联合国组织还有世界银行来说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专门是关注雇主以及雇员机构的组织，所以我们不是关注政府，我们是关注雇员与雇主之间的关系。我想着重来强调雇员以及雇工组织之间对话的重要性，因为这对于包容性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一下中国，中国的“十二五”计划事实上就是要确保一个包容性的发展，同时使得发展能够更加的公平，同时还有社会的公正，这也是我们国际劳工组织的目标，我认为中国要实现包容性的发展，不光是需要政策的支持，同时还需要调整权力机构，包括经济中关键的利益相关方，也就是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权力机构，才能够实现包容性的发展。
（图）我们看这张幻灯片，我们看到这个公司的差距以及集体谈判权之间的关系，很多国家工人的待遇是由集体谈判来实现的，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国家，它的集体谈判的比例是不同的，在北欧国家，我们看到事实上70%、80%多的员工都参与到集体的谈判机制，但是左边的这个国家，也就是美国、日本，他们员工参与集体谈判的不到20%。由于这样的差别，工资的差距，在员工参与集体谈判比较低的情况下差距比较大，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固定的内在的联系，越多的员工参与到集体谈判机制里，工资差距就会越小。工资最高的10%和工资低的90%之间的差距是比较低的，所以显示集体谈判的力量，越多的工人参与到集体谈判里面，工资的差距就会越小。
在中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这张图就是中国的工会和集体谈判协议的比率，我们看到红色的部分就是工会的数量，从2001年开始工会的数量在上升，蓝色的线是参与集体谈判协议的员工人数，人数都在不断的上升。在中国，还有国外的很多人都质疑工会的作用，很多人都认为工会不能够代表员工的心声和利益，这个批评也是有一定的道理，我想强调说这种情况有所改观了，因为劳工已经出现了短缺，还有就是更好的法律制度的保护，还有就是工会本身的改革，我们有证据表明中国的工会正在变得更加有用、有效。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中国的工会能不能为劳工市场的分配带来一些改变，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工会它加强集体谈判的话还有一定的空间。这样一种改革的话，不光是可以改变收入分配的情况，还可以改善二次分配，我们需要一种智库更加系统的参与来研究工会以及雇员之间的对话，进行研究，同时在中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从而来更好的协调双方关系的优化，这不光是中国的问题，同时也是国际的问题，所以在这方面国际劳工组织非常愿意和IMF以及世界银行一起共同增强改善全球的治理结构。谢谢。
主持人：谢谢李先生，李先生讲的话题也是大家面临的很重要的问题，中国确实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如何进行对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下面有请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主任王荣华教授，他演讲的题目是“全球经济治理与智库的作用”。有请。
王荣华：主持人，各位代表，我就全球经济治理与智库作用谈三点看法：第一，全球经济治理需要有文化视角，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全球治理问题迅速上升到政策和战略的高度，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大国，为全球经济体系的恢复与重建承担着更多的国际责任，信心和决心，作为智库应当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还要积极推动文化教育，只有从心开始，以道相通，人对人，心对心，认真倾听、互相尊重，努力消除障碍和误解才能更好地推进国际合作和发展。我们曾经在上海举办过4届中国学科论坛，我们分别以和而不同、和平-和谐、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是中国之道，讨论阐述中国的和文化，得到与会朋友的肯定。在4届中国学论坛是由民间来举办的，全球治理的讨论不光是政府与政府的关系，就是说传统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各类智库乃至全球资本市场，也就是民间力量、民间智慧、非政府力量在全球治理当中的作用。关于全球治理议题，很多问题是很难依靠单个国家来解决，比如全球安全，比如生态环境，比如国际经济，比如跨国犯罪，比如基本人权等等，而必须依靠国际的合作能解决。当今世界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还正在进行深层次的调整当中，以国际合作实现全球经济治理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广泛注重的，这要求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发挥起应对危机的重任，像G20峰会的力量为平台，为解决全球治理问题提供了新的共聚合路径，所以思考这个问题，需要有全球视野，需要有文化视角和民间的力量。
第二，全球经济治理重在本土化治理，全球经济治理需要全球的共同参与，某一个地区发展也会面临着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有本土化的意义，也具有全球化一般性趋势的特征，某一个区域，某一个地方发生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全力共同治理的，世界就好比是一个大王国，分成若干块。我想以背靠中国大陆，面向太平洋(601099,股吧)的上海为例来做一个阐述。大家知道上海正在致力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和经济中心以及国际化大都市建设，这里有几个问题，比如如何建设，这不仅仅是上海的大事，也是作为全球城市发展中的重要议题，这个问题本身就具有全球经济治理的意义。比如说人民币的国际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就必须顺应和适应这样的发展要求，要为长三角，要为全球发展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务和支撑，要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竞争、合作服务，比如说我们正在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和运行成本上升的重大挑战。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建设和发展，比如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城市安全运行，综合治理，交通、住房、社会保险等等诸多的公共问题，全球治理只有与本土设计结合，才能落地、落实。以国际合作实现全球治理，以本土的实践创新全球治理，提供经验和教训。
第三，全球经济治理需要新智库发挥独特的作用。应对全球风险时代，需要勇气胆略，更需要智力智慧，除我们自己以外，特别要凝聚世界人类的智慧，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包括理念、机制、秩序，这是新智库的历史使命。从我们的研究和实践来看，新智库的功能和作用，我们想大致归纳成五个方面：一是战略政策的储备库，坚持前瞻性、战略性、可行性，与政府的关系我们应该是若即若离，所谓若即就是围绕社会重大理论现实开展研究，所谓“若离”要求坚持独立思考、独立研究。二是解决社会大众的问题，教育大众理性思考，影响民意，影响民粹主义，在诚信成为社会稀缺资源的时候，智库增加公信度迫在眉睫。三是庄严圣洁的学术殿堂，坚持以学术为一统，处理好水与船的问题，根与叶的关系，那就是说水涨船高，根深才能叶茂。四是人才培养的蓄水池，坚持实现思想者与行动者、学者与官员身份的转换，目前中国的状况，智库到政府的人这扇门开得比较多，政府再回到智库的相对比较少，这个门是开了半扇。既然政府要智库的人，因此我们要成为一个人才池，随时能够提供，因为只有提供人才，才会有影响力。五是国际交流对话平台，坚持开放性研究，倾听不同声音，通过交流，争取话语权，共享人类智慧。因为我从教育界到政界，政界又到了学界，我体会到我们新制度生命力在哪里？在于回答实践中的问题，防止隔靴搔痒，如果是束之高阁的话作用是为零，没有信仰的智库是没有灵魂的智库，我们绝不为五斗米折腰，也不为利益集团代言。上海社科院三年前成立了智库研究中心，我们有同行说，你们在建智库的智库，我们想探索不同学科之间分支方向的相互交叉、相互提高，想推动具有中国特色智库的研究及应用，在智库研究中，我们也深深感到有不容回避的问题。比如一方面智库建设是方兴未艾、百舸争游……我们智库发展需要加强国内外智库的合作与交流，特别是国际交流，只有坚持开放研究，共享经验、智慧才能共同发展。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王教授。我们进行下面的议程，由专家进行点评。下面有请挪威驻华大使司文先生点评。
司文：主席先生，各位代表，能够参加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我感到非常的荣幸，谢谢组织者，谢谢诸位主旨发言人，分论坛四的主旨发言人讲得都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有见识。刚才我认真倾听了迟福林院长的发言，从它的发言当中学到很多的东西，您作为一个最主要的中国智库的院长，在中国的发展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作用，你们是高水平的智库。今天下午我们也听了其他的发言，来自其他的智库，来自其他的国家，包括来自印度的，来自墨西哥的，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集中来谈三点观察：一是我们面对问题的复杂性，全球经济治理，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我们面对的挑战是非常复杂的，很多的参会者谈到决策者是需要智库的，寻求新的思维，为政策所借鉴，这是非常重要的。我非常同意基辛格博士对于中国贡献的话，没有中国的贡献，没有新兴经济体的贡献，想恢复这么快是不可能的。我们看到在世界经济当中，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开始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因此，二战以后所建立起来的全球治理的模式应该做相应的变化。智库的前瞻性和全球的视野非常重要。二是要强化智库跟政府之间的联系。中国的决策者现在愿意倾听、愿意接受智库的意见，吸收智库的意见，这给我们留下深刻的意见，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在寻求好的创意，如何治理这样大的国家，如何实现好的经济转变和社会转变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中国的特色。
主持人：下面有请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碧珍女士做点评。
刘碧珍：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智库，中华经济研究院，首先我非常感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这次邀请我来参加这次盛会，今天就全球经济治理和智库所扮演的角色提出我个人的一点意见。这两天以来，有不少的专家都提到全球治理效率是有待加强的，为了提升全球经济治理的效率，我们觉得智库可以跳出过去那种提供各种援助和咨询的传统智库角色，采取积极的作为，来协助国际机构进行跨国的协商以及跨国的合作。
我个人认为各国的经济智库至少从下面几个方向着手：第一，智库要走出去，积极参与，定期和不定期的跨国智库研究，前瞻的观点针对全球治理的新进展，预先探测未来可能会出现的趋势和冲突，并且提出具体的建议，以提供国际组织作为决策的参考。我们都知道，2008和2009年整个全球的金融风暴给全世界带来非常重大的冲击，虽然在风暴发生之后，全球治理扮演相当程度的角色，比如说像WTO、欧佩克，曾经多次呼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建议降低保护主义工具的依赖，共同对抗金融风暴所带来的全球性经济衰退。这种事后的危机处理显然不如事前的积极防范来得重要。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之前，已经有不少专家提出警告，但是大家都是低估，次级房贷早已转化成为金融商品，在世界各国流窜的事实。如果智库能够定期和不定期的召开国际会议，就可能影响全球的重要经贸事件进行深入的讨论意见的交换，也许能够对于世界的严重性会有一个比较全面性的了解，并且可以通过模拟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提出比较精确的评估和解决的方案，供国际组织来参考。如此也许可以防范于未来，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全球智库高峰论坛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通过这样的平台，我们能够做更有效的意见交换，在这个峰会所做的一些讨论，所获得的一些具体的结果或者建议，事实上是可以提供给国际组织进行参考，以发挥智库超越国界的作用和影响力。另外智库还带来非常强大的学习效果，通过相互的观摩、相互的学习、相互的讨论，不仅可以缩小各个国家对于议题的意见，对于智库比较弱的地区，也是强化他们能量建制的非常重要的途径。
对于国际比较重要或者比较棘手的议题，可以进行意见的交流，了解各个国家遇到的问题遭遇的瓶颈，并寻求合作解决的最佳方案，再由政府出面协商。我们都知道多哈回合历经十年的谈判，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办法达成协议，这也反映出目前的全球治理体系效率其实并不高，它背后隐藏一些问题需要进行改革。过去智库都是在幕后，扮演幕僚的角色，今后智库可以采取积极的角色，对各个国家进行各种可能性的探索跟交流，以及形成共识。目前各个国家在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之前，都是先由智库进行可行性的研究，评估经济效益，充分交换意见，在双边的认知和差距缩小之后再进行协商，可以提高协议达成的可能性。以去年台湾和中国大陆在去年6月签署经济合作协议之前，两岸的学者和智库都做了非常多的交流和讨论，这样形式的互动事实上为区域经济的治理建立非常良好的基础，大家也可以想想看，这样的方式是不是可以衍生，应用到全球经济治理上面。最后，究竟是由市场主导经济发展还是由政府来主导，我有两点意见：一是我是自由派的学者，我并不反对政府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里扮演的角色，像亚洲四小龙成功了，政府的角色是功不可没的，市场的机制并不一定完整，政府有必要做适当的介入。一个好的政府治理不仅要高瞻远瞩，充分允许市场机制的运作，而且要能够引导整个社会朝着良性循环的方向迈进。这个论点实际上跟迟福林院长认为的政府的机制也许应该要进行一些改革，这样的观点事实上是不谋而合的。以上是简单的意见，仅供大家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