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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的智库发展情况其实也有很多，我重点介绍一下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管理的智库计划，这个智库计划是IDRC跟英国的国际合作部、荷兰的多加基金会联合资助，最后是委托IDRC来管理。主要的目标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独立的政策研究组织，基本的资助模式是提供非限制性的运行经费。发展中国家的智库的运营模式和资金来源模式是不稳定的，针对这个问题就是给你基本的运行经费，给你提供资助。在智库的研究方法与技能、沟通与对外联系，组织发展三个方面提供帮助，而且是长期的，这实际上是十年的支持计划。前四年是提供经费支持，还有专门的技术服务来解决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同时也是建立一个网络和平台，在这些网络之间，进行评审，相关的组织机构和外地的专家来参与到智库的发展过程中，另外也建立了沟通的相关平台。前两轮申请与资助情况。主要在东部非洲、西部非洲、拉丁美洲、南亚。有几百个智库在进行申请，每一个部分加起来有五六百，最后可能是四五十个智库得到资助。他们发挥的作用是什么？在国内公共政策过程中提供独立的政策研究，二是外部世界开展政策研究的交流合作与协调，很重要的是在全球治理当中表达发展中国家的看法。现在金砖五国已经开始在这方面有所作为，金砖五国有智库峰会，在G20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提出，像在韩国的首尔这次也参加了。
对全球治理的影响。首先金融危机这么大的问题，发达国家有那么多有影响的智库，为什么他们提前没有看到？肯定这个问题就说明这些智库本身有它的局限性，我们觉得需要更多元的智库能够去观察、去分析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提供他们独特的观点。刚才赵部长也谈到国家之间的竞争也是战略的竞争，可能智库今后也会有更多激烈的竞争，但这种竞争不是以国界区分的，而是以他们的观点和分析来竞争的。今后不同的国家智库在不同的政策环境下完全有可能形成各种联盟，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国际治理得到更好的改善。谢谢大家。
主持人：我们现在有请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发言。
郑永年：非常感谢。我的题目是“知跟行之间智库的角色”。古代就有知行合一的道理，今年两会，温家宝总理被问到一个问题，说知行合一的问题，说中国的很多政策为什么推行不下去，温总理也是从知行合一的角度来回答的。我觉得在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组织，要做到知行合一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一方面有很多事情，停留在知的层面，始终没有行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有很多行，但是并没有提供到知的层面，知行合一既然是理想状态，我们就要去追求。我个人认为，智库的角色是在知和行之间搭建一个双向的桥梁，一方面要追求如何反思转化这个“行”，另外要把“行”转为“知”，这是属于“知”跟“行”之间，这两者本身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政策研究者和哲学家必须有足够的区别，哲学家可以探讨所有的一切，无论是现在存在的还是虚空想象的，因此哲学家和哲学思考的人们会有非常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有些是能够实现，但是有些是不能实现的，也许今天不能实现，将来可能实现，有一些理想可能永远没有实现的机会，就是人们所说的乌托邦。
从现在来看，人类社会到现在所实现的理想并不多，人们头脑里所产生的理想大部分是从历史的记忆，我觉得必须懂得哲学知识，如果不懂得哲学知识是如何产生的，就很难分辨哪些理想是乌托邦，哪些理想是可以实现的，哪些理想今天实现不了，未来可以实现。政策研究者和政治官员还需要区分开，不要把自己看成官员，因为政府的官员主要是微观的层面，政府研究者可以超越利益，放到宏观的角度来看。我前一段时间读了一篇文章，我觉得我们的智库和政策是毫无关系的，这一点是我们需要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