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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6月27日08:50 | 中国发展门户网 www.chinagate.cn | 给编辑写信 字号：T|T

主持人：下面茶歇十分钟。

主持人：下半场继续我们的话题，我们的主办单位，这20年为我们中国的改革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这就是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下面我们有请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教授演讲。题目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的智库作用”。

迟福林：谢谢宁思，大家下午好。最近一个时期，我们智库和学者在如何评价中国主导型经济增长的方式上有不同的观点，作为中国的智库，我们恐怕不能回避这一问题，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是不是中国发展模式的突出特点，要不要改变这一模式，对此，我提三个问题与大家讨论。

第一，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与GDP主义的膨胀。首先我们知道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贡献。在市场经济形成和经济起飞过程中，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有客观需求和历史控制，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在哪里？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后，政府主导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端开始凸显，其风险逐步积累。例如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此政府，尤其地方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投资扩张上，导致投资增长过快，不断加剧投资消费失衡。这些年，尽管社会消费零售总额保持两位数增长，但2010年居民消费率已经降到33.5%历史最低水平，在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消耗大量资源，加大资源环境压力，一些省区的“十二五”大都是以投资的高速扩张和能源的过高需求作为支撑其经济增长的两个条件。我看一个材料，有的专家估计，全国各省区到2015年能源消耗总量加在一起将超过50亿吨标准煤，这比2010年的32.51吨标准煤增加50%左右，显然是不可持续的。长期实行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我认为带来的GDP主义的膨胀，从地方层面来看，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我认为有四个特征，以追求GDP增长速度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重要任务，以土地批租和上工业项目为突出特点，以资源配置的形成控制和形成干预为主要手段。今天看来，这一种增长方式使GDP主义盛行具有明显的不可持续性。

第二，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与当前的改革困境。主要有三点：一是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扭曲了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坚持政府主导基础上的市场作用，还是坚持市场基础上的来强化政府作用，在经济生活，这一问题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是政府干预市场微观利益，在某些地方成为常态。例如，政府占有控制的资源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这就使市场在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二是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偏离了政府的主要职能，在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背景下，政府的基本职能是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从现实情况看，由于坚持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地方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抓速度、投资、项目上，甚至把经济增长同发展划等号。这是公共服务不能不在多方面欠帐，由此也不能不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定程度的失衡。三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削弱改革力度，在现行的税收体制和干部考核机制下，GDP成为政府政绩的刚性指标，这就使重增长、轻改革的倾向逐步突出，从当前情况来看，尽管改革在多方面有一定的进展，但总体上说改革面临着多方面的困境。

第三，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与投资消费的失衡。

有三点判断：一是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加剧投资与消费的突出矛盾。中国的消费力，尤其是居民的消费力逐年走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能不能在“十二五”时期扭转消费下降趋势，初步形成消费主导格局，这既是转变经济方式的成败所在，也是改革的重点所在，它既影响短期宏观经济稳定，又决定着长期的可持续增长。从中国的情况看，改变投资消费失衡的格局关键在于变革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的体制机制。二是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加大了经济结构的扭曲程度，形成消费主导，重在提高服务业发展的比重，从现实看，政府退场把主要精力放在资本密集型的项目投资上，导致经济结构扭曲，这也是我们服务业长期徘徊在40%左右的重要原因。这种情况说明，如果不尽快改变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改变经济结构将是非常困难的。三是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进入明显的优先发展的特征，事实上GDP长期快速增长，国家财政收入成倍快于GDP增长，国有资本扩张成倍快于GDP增长，这种偏好投资，是投资消费失衡的重要因素。实现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变，关键在于从国富优先的发展导向专项民民富优先的发展导向。改变政府主导的方式应当是结构性矛盾，这就需要中国的智库进行独立客观的研究，因此中国的转型与发展需要大力的发展具有国际性视野、战略性思维、独立研究的智库，今年也是我们中国改革发展智库成立20周年，我们将按时努力建设中国改革智库。谢谢大家。

主持人：迟福林院长提出很有挑战性的话题，这个挑战性的要害在于提出要改革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怎么改革呢？要进行机制的结构性的改革。下一位发言人是印度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兼主席、印度政府前秘书长司马拉瓦克维什南先生，他发言的题目是“智库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与包容性发展的政策、制度安排”。有请。

司马拉瓦克维什南：朋友们，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析一下我的观点。在上一单元赵部长说了政府的官员应该是花更多的时间用于智库，有些人在政府工作了几十年，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加入了智库的工作，所以这种过“旋转门”的方式，我是前政府官员，现在是智库的负责人。有的时候只有在离开政府部门，我们才真正的意识到现实社会是什么样的，我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与大家来分享我的一些看法。

智库的问题就是要保持独立，我们就是独立的机构，不接受国家的经费，根据项目来获得经费，我们人员也不是很多，但是我们研究的面非常广，我是我们机构年纪最大的人，其他的很多同事都很年轻，在我们机构中也有各个年龄阶段的研究人员。印度的智库作用跟世界其他地方是相似的，比如说研究治理、政策等等。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都有一些类似的问题，包括气候变化。我们看到智库的组织结构有所不同，研究的重点也有所不同，比如像中国，还有印度他们面临的一些问题，有些更加紧迫。

薛澜教授也提到了，在印度，我们有200多个智库，我们的机构也是尽量的来使得智库具有独立性，我们是一个民主制的国家，权力机构是流动的状态，我们不知道以后是谁上台执政，这种情况不可能是只关注几个人的观点，我们是关注公众。在研究的过程中不光是研究政府，同时还研究司法机构面临的问题以及立法领域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在经济领域、环境领域以及安全社会运动方面的话都进行研究。在经济型的智库对于政府的影响会比较大一些，在司法和立法方面影响要小一些。环境方面的智库在司法方面的影响大一些，而安全方面的研究智库，它在政府方面的影响要更大一些，而研究社会运动的这种智库在立法、司法和行政都有相应的影响。

我非常感谢中国组织全球智库峰会，使得增加我们彼此的了解，我觉得智库非常的重要，独立性对于智库来说非常重要，作为智库来说需要资金的支持，别人给你提供资金并不是说丧失你的独立性。当然独立性并不是说比较排斥合作，合作非常的重要，同时我也要强调联盟的重要性，否则的话，没有联盟的话，我们要想理解人类共同的挑战是比较困难的，找到答案是非常困难。我们应该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找到共同的答案，但是我们有一种历史感，这种历史感不应该对于一些现成的模式低头和屈服。谢谢。

主持人：下面我们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庞中英教授，他发言的题目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挑战和智库的转型”。

庞中英：谢谢主席。首先感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邀请，非常高兴有这样的发言机会。因为我事先准备了一个发言稿，听了两天的会以后，觉得需要修改一下我的发言稿。许多人都是经济学家，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谈，我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更多的偏向于政治学的角度来谈。

首先谈一下关于治理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尤其对中国参加会议的各位观众可能是应该有意义，“治理”这个概念在西方是跟政府相对的，这个词进口过来以后，“治理”就变成政府为主体，我非常同意刚才迟院长谈到的要加强我们社会和市场的力量，民间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第二，其实有三个概念我们需要注意：一是“国际治理”，二是“全球治理”，我记得去年10月份在上海世博会闭幕式上举行的高峰会上，温家宝总理、潘基文秘书长，还有美国的物理学家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戴维·格罗斯教授，他谈到爱因斯坦的世界政策思想，我非常高兴看到这次会上的文件里有一位法国的发言者谈到世界之所想，仅有“国际治理”和“全球治理”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考虑某种类型的世界政府，加强联合国，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第三，对于当前全球治理改革还是重建情况的评论。我参加这么多的国际会议，今年也分别在新加坡、比利时、卢森堡做了两场演讲，关于中国与全球治理的关系。前不久还去卢森堡参加了英国外交部的会议，我感觉到在整个国际上，包括在中国大概有两个意见，一个是要改革旧的东西，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改革联合国。还有一种思想是重建，我们看到这次峰会上有一个叫做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想法，还有人提出来说在三亚举行的金砖国家的峰会，我们需要重建。我非常高兴上一届加拿大共识先生提到的“世界不会回到以前的情况”，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观点。我们要把改革和重建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第四，有一个观点要提出来，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许多个全球治理，比如G20可能是解决最高的问题是治理这些已经有的各种各样的东西，联合国安理会可能也要完成这样的角色，我们已经有好多个治理，OECD等等，我们有政治、金融、安全、货币，我们需要更高的治理，我们要去对已经有的多种多样的网络的东西，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民间的和政府的都要去做治理，这是更高层次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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