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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安装Flash播放器深圳成功的最大因素
在梁振英看来，学员们这种不耻下问、愿意听愿意学的精神，是深圳在30年里崛起成内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城市的关键因素。
“不管你是一位老先生，还是从香港来的一位年轻小伙子，只要你对问题有一定的认识，能有好点子，甚至包括一些在内地的制度和思维范围外的东西，他们都愿意听、愿意学，这个态度非常重要。”他说。
梁振英表示，很多伴着深圳走过改革开放初期一段路的香港人，无论是厂商、贸易商或专业人士，都深深体会到，深圳的改革和发展最重大的成功因素，就是敢问、敢想、敢学、敢做。
梁振英说，虽然由于自己政治理论水平低，没有学员向他问起理论上的问题，不过他能从学员们的眼神中感受到一种实事求是的、求真务实的精神，没有过多地纠缠于各种“主义”之争，只要对国计民生有利的事情就大胆地做。
梁振英回忆起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时他主持的一个由港深两地官员参加的规划学术会议。由于当时香港仍是英国殖民地，政治环境不允许，深圳官员只能以某个学会会员的名义出席。一天半的会议，深圳的官员提问题提想法提具体建议，十分主动，他们发言的时间占了将近90%，香港官员的发言只占10%。此外，深圳的官员还购买了很多与规划有关的书籍和地图，带回去参考。
有了这股闯劲，深圳的官员和规划者迅速克服了早期巨大的思想包袱和阻力，在内地率先完成一个个思想和政策上的跨越，比如外汇进出管理、党和企业的关系、工会与企业的关系、土地楼房的属性等。
梁振英说，在8年的讲课时间里，前几年基本上是他介绍香港的正反两面经验，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深圳的一些做法或规划已经有值得香港借鉴参考的地方。
深圳过去30年的发展让梁振英赞不绝口。他说，如果能把记录深圳过去30年从无到有的系列照片，用快镜在5分钟内播放，那一定是个振奋人心的片段。
梁振英回忆说，早期他除了当老师，还协助深圳做城市发展规划，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特区的人口指标。一个成熟的特区到底需要多少人口？深圳市的官员给出了30万人的规划。他说：“我们认为，深圳当时就是几个小渔村，哪来30万人？我们有点不相信，不过还是按照30万的人口指标来规划。”然而，如今深圳的人口已经超过1000万。
作为土地制度和城市规划的专业人士，梁振英感慨地说，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这么大规模的城市，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建设到这个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