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转折不是基本社会制度与社会性质的转变
现在有一种观点，把三中全会与1911年的辛亥革命相提并论，说它们是中国近代以来两个最伟大的事件;或者把新中国的历史以三中全会断限，说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与三中全会前后的两个历史时期并列构成了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这种观点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在抬高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但由于它无视和抹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中国历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割裂三中全会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在社会形态上的内在一致性，因此只能是违背历史实际的主观臆造和对三中全会事实上的贬低。对此，只要看看三中全会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对待以下两个问题上的态度便清楚了。
首先，是在对待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的问题上
我们党早在三中全会上就明确，改革是为了挽救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事业得以继续发展，而不是为了取消社会主义。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重要讲话中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4］（p.150） 全会公报也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 ［7］（p.5） 会后，邓小平又在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但是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 ［4］（p.176） 他在1980年初所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又说:“现在，特别是在青年当中，有人怀疑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这种思想一定要大力纠正。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苏联搞社会主义，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六十三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也许现在我们才认真地探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但不管怎么样，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已经得到了证明，不过还要证明得更多更好更有力。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拿今后的大量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 ［4］（pp.250～251） 可见，无论是三中全会还是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提出和进行改革并不是要把中国由社会主义社会改变成另外一种社会，更不是要否定和抛弃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而是要解决社会主义制度中一些不完善的问题，寻找和走出一条更加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其次，是在对待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上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的重要讲话中说:“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 ［4］（pp.148～149） 三中全会公报也说:“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7］（pp.12～13） 《历史决议》进一步指出:“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 ［1］（pp.836～837） 这些都说明，三中全会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解决历史上的重大遗留问题，并不是要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而是为了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更好地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的问题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邓小平在世时的观点是始终一贯的，我们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到十七大的观点也是始终一贯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指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12］ 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三中全会前后的两个历史时期尽管在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制度上有很大区别，但它们的基本社会制度、根本指导思想和远大奋斗目标都是完全一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转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新中国头30年建设成就的基础上完成的，是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由不完全清楚到比较清楚的转变，从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转变，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要与三中全会之前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一刀两断，更不是要倒退到1911年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因此，三中全会不能跨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使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事件而与辛亥革命扯到一起，新中国的历史也不能以三中全会为界划分为中国现代史和中国当代史。
明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巧处在这60年的中间。它是一次拨乱反正的会议，也是一次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会议。它上承的是新中国头30年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所探索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所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下启的是后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及其未来发展。它和30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世界形势在变化，国内经济在发展，科学技术在进步，人民需要在增长，不改革不开放，中国没有出路;同时也告诉我们，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将长期存在，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图谋及中国受到发达国家经济科技优势压力的国际环境也将长期存在，改革开放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中国同样没有出路。我们纪念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就要客观全面地认识它的历史意义和它所实现的历史性转折的性质，一如既往地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统一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坚定不移地沿着三中全会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共和国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是一尊巨鼎，铭刻着我们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新长征的业绩;是一把号角，鼓舞着中华民族为实现伟大复兴而奋力地拼搏;是一座灯塔，照耀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轮驶向胜利的远方。它和我们党的遵义会议一样，必将永载史册。
［参引文献］
［1］《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1页。［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5页。［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279页。［5］《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1页。［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1428页。［7］《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页。［8］《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245页。［9］《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10］《人民日报》1995年6月14日，第1版。［1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94页。［12］《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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