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此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而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实现了中国当代史上的伟大转折。这一转折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大多数与会代表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动和支持下通过斗争取得的;但也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到会议召开前的两年，党内正确力量在思想上、组织上所做的大量准备工作与国内外形势发展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是或迟或早总会发生的。它既不是一般方针、政策的转变，也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改变，而是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由不完全清楚到比较清楚的转变，从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转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有机结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三中全会以来30年的实践告诉我们，中国面对新的历史条件，不改革不开放没有出路，改革开放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同样没有出路。

［关键词］ 十一届三中全会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当代史

［作者简介］ 朱佳木，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下简称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也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伟大转折。对此，人们早已了解，并形成了广泛共识。但是，这一转折是怎么实现的，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性质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人们在认识上就不那么统一了。因此，本文拟通过分析三中全会及此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成果、基本特点、历史背景和伟大意义，对这一转折的由来、必然性和性质等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三中全会及此前中央工作会议的成果和特点与转折的由来

要搞清楚三中全会为什么能成为中国当代史上的伟大转折，首先应当搞清楚三中全会及此前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成果和基本特点。

（一）关于两个会议的主要成果

三中全会及此前中央工作会议的成果，从当时的全会公报上看，可以大体归纳为六点:第一，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1979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第二，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同意党和政府的对外政策;第三，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问题和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第四，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重新评价了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第五，决定在党的生活和国家生活中加强民主，明确了党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第六，加强和充实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从新的认识高度，将两个会议的主要成果明确地概括成了八条:第一，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间及之前的“左”倾错误;第二，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第三，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第四，停止了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第五，提出了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第六，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第七，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第八，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在列举这八大成果后，《历史决议》指出:“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1］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年后的今天，如果要对它的成果再作进一步归纳的话，可以说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第一，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第二，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因为，正是这两大成果，使我们党和国家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说三中全会实现了当代中国史上的伟大转折，主要根据即在于此。

先说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邓小平在1989年6月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夕说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 ［2］ 三中全会闭幕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共有6个人，主席是华国锋，副主席是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由于会议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中央工作的主导权实际已转移到了邓小平手中。另外，汪东兴在会议期间作了书面检查，提出了辞职的请求，并在不久后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批准辞职。到了十一届六中全会，华国锋又提出请求辞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并得到会议同意。所以，邓小平所讲的三中全会建立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是指也只能是指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对此，邓小平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有更加明确的说明。他指出:“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产生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包括我在内，还有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还有叶帅。” ［3］ 历史证明，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之所以能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之所以能逐步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关键就在于有这个中央领导集体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提供坚强的保证。

再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

对于三中全会的路线，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表述。 ① 但无论作哪种表述，意思都差不多，都是指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会后所制定并不断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从三中全会公报上看，这条路线的主要内容是:在思想上，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研究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政治上，把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对经济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同时不放松同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阶级斗争，不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不允许损害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组织上，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意见的权利，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对于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当时虽然没有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但从上述内容不难看出，这个基本意思已经有了。特别是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为了正确贯彻解放思想的方针，及时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明确提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意思更加凸显出来。对于三中全会的组织路线，会后也有进一步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政治合格的前提下，使干部队伍做到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使选拔中青年干部的工作制度化。

由此可见，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是指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前提下，通过改革开放，促进生产力不断发展，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相反，要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经济制度的私有化、政治体制的西方化，使中国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正如邓小平反复强调的那样，“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也就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 ［4］ “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 ［2］（pp.124，137） 历史证明，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之所以能战胜国内国际一个又一个风险的挑战，之所以能在不断深化和扩大改革开放、经济持续飞速发展的情况下始终保持社会的总体稳定，关键就在于有这条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正确指引。

（二）关于两个会议的基本特点

三中全会及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取得了那么重要的成果，是否是事先就计划好了的，是否是有步骤地自然而然地取得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只要看看这两个会议在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上不同寻常的显著特点就清楚了。

首先，议题中途发生了违反主持人意愿的改变

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前发出的通知和开始时由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宣布的议题，都是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商定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学习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只在进入正式议题前，用两三天时间讨论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但是，会议刚进入第3天，党的八大时便担任中央副主席而“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是中央委员会一般委员的陈云，率先在小组会上发言，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现在干部、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有顾虑。接着，他提出了6个影响大或涉及面广、需要由中央考虑决定的冤假错案和问题，如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案，陶铸、王鹤寿的历史遗留问题，彭德怀的骨灰安放问题，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康生的严重错误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是当时最为敏感、也是大家最为关心但又不便于说的问题，因此，他的发言在简报全文刊出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起到了扭转会议方向的作用。代表们纷纷表示赞成他的意见，同时加以发挥和补充。华国锋在紧接着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虽然要求会议由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转入讨论农业文件，但代表们并没有照他的要求办，而是依旧热烈讨论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并且延伸到了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出现的不正常情况、对“两个凡是”的提法和中央个别领导同志的意见、对中央和中央宣传领导部门人事调整的建议等重大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