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宏观调控政策取向的几点建议
历史上,经济调整时长与幅度通常成反比,存在着“以时间换空间”或“以空间换时间”的替代效应。但是,本轮调整在时间有所拉长的同时在空间上也可能有所加大,这主要是经济转型与周期性波动“双因素”叠加带来的结果。这也就意味着,本轮的宏观调控任务将更艰巨、过程将更复杂,并将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从目前的情况看,紧缩型宏调政策力度已基本到位,不需要再进一步加大紧缩力度,相反要按照长短兼顾、内外兼顾、发展与改革兼顾等原则,在信贷、财税和价格政策方面适时微调,以缓解“双因素叠加效应”。
适度调高物价调控目标,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留出更多的政策操作空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与“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对相互对立的矛盾,对通胀控制力度越大,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的难度就越大,反之亦然。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对物价上涨的承受能力是不同的,衡量物价稳定与否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一般说来,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物价的上涨幅度通常在1%~3%,人们就称之为物价稳定。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面临着强大的经济增长压力,物价水平可能在4%~8%,就可称之为稳定。而在一些转型经济国家,可以允许的物价涨幅可能更高一些。从今年以来国际横向比较看,发展中国家中,印尼、新加坡、印度、南非的通胀率分别为6.6%、7.4%、5.9%、9.3%,沙特、阿根廷、委内瑞拉均超过10%。转型国家中,俄罗斯的通胀率为12.8%,越南的通胀达到了25%。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建议将今明两年的物价调控目标上调至5%-7%左右,从而可为保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留出更多的政策操作空间。
当前我国物价上涨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国际传导型,二是成本推动型。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有效抑制通胀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我们所能做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通过增加供给,减缓政策性调价步伐,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物价上涨的势头;二是加强对通胀预期的引导,不要形成轮番涨价的预期;三是增加对社会弱势群体的补贴,来尽力减轻通胀对于人民生活的影响,维护社会稳定。应该说,上述三方面的举措都是被动应对措施,基本上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而且短期内难以见效。不过,幸运的是,随着全球经济持续放缓,国际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价格出现了明显的见顶迹象,输入型通胀压力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同时,今年我国夏粮已获丰收,受雨水充足和政策扶植的影响,秋粮也丰收在望,从而将极大提高国内供给保障程度,抑制粮食价格上涨势头。再加上下半年物价翘尾因素明显减弱,全年物价总水平将呈现逐渐走低之势。这一切都将使得下半年通胀对宏观调控压力明显减小。
坚持相机抉择原则,为可能出现的急跌准备好“托底”预案。目前美、欧、日都面临经济进一步下滑的趋势,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可能持续加大。同时,国际金融、石油、粮食市场依然动荡不安,危机四伏,宏观形势的不确定性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坚持相机抉择原则的宏观调控原则,密切跟踪观察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的动态,随时根据周边环境的变化,有针对性地调整政策手段,来保证宏观调控目标的贯彻和落实。与此同时,为了防止环境突然恶化而导致经济出现急跌,我们应当提前做好应对预案。由于现阶段中国经济还没有达到消费拉动需求引领经济增长的程度,所以,应对可能外来的经济冲击,主要还需要依靠投资需求。而在高成本、高效益的情况下,企业的固定资产很难启动。因此,预案的主要内容就是加大政府的财政投资。各级政府应提前准备好一批的城市交通、基础建设等投资项目,一旦需要,就可以立刻推出。
在坚持从紧货币政策的同时,适度放松财政政策。财政收支与货币收支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在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控上又各有其特点,因此,客观上要求两大政策之间能相互协调配合,以保持经济的稳定而正常运转。在当前情况下,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有利于严格控制货币供给,有利于对付通胀,为经济的正常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与此同时,适度放松的财政政策,则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通过推行结构性“减税”政策和清理政府行政性收费,帮助企业减轻成本上升压力,引导企业加快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当务之急是尽快在全国推行增值税转型,允许企业设备投资抵扣增值税。过去几年一直担心实行这一政策可能使投资过热火上浇油,现在成本上升、投资回报率下降,企业自发投资热情开始降温,正好是这一政策从试点向全国推开的好时机。从消费型增值税在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看,这一政策将大大推进企业生产设备更新,社会有机构成将明显提高。当然,这一政策的一大副作用是机器替代人工,因此,必须以积极的就业政策作为配套改革,鼓励企业加大对职工技术培训的投入,应当允许更多的职工培训费用在税前成本中列支。同时,应将文化创意产业等服务业中的研发投入也纳入到允许抵扣的范围内,鼓励现代服务业的升级。
“三农”位列财税政策倾斜支持的首位,这不仅符合建设新农村、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长期需要,而且也是缓解因国际粮食价格危机所引发的高通胀、保障我国经济安全的必要之举。进一步加大补贴的范围和力度,扩大良种补贴范围,增加油菜良种补贴,对粮食、油料、生猪等种植大县加大扶持力度。加强农村水利、道路、桥梁和供水、供电体系建设。完善粮食收购政策,扩大国家储备规模。加快农业科技发展,支持完善农牧业保险体系。除此之外,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在外贸领域。在继续严格控制粮食、化肥和煤炭、焦炭、钢材等‘两高一资’产品出口的同时,针对经营困难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纺织、服装、轻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部分产品予以支持,保持外贸平稳增长。要进一步细化出口产品的税则分项,根据不同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含量给予不同的出口退税率支持出口结构升级。
加大科技投入,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当前我国经济中所遇到的许多问题从深层次看都是由产业结构不合理所带来的,根本的解决之道不是短期的调控政策,而是有效的产业升级。从过去经验看,在市场环境趋紧的情况,企业才能化压力为动力,才有强烈的加快技术升级和促进产品优化的积极性。我们应当合理利用这种市场的倒逼机制,有针对性地出台相关措施,推动国内产业升级的进程。要进一步加大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领域支持力度,推进第三代移动通讯等成果推广应用,实施生物医药等重大高技术产业专项,建设信息服务、新能源等十大领域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促进产能重新组合和配置,优化行业结构,鼓励优势企业实施跨地区、跨行业兼并重组,增强企业竞争力;在落后产能退出机制上,要进一步给出配套措施,如经济补偿、人员安置、债务处理等;放宽准入限制,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服务业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综合运用贴息、补助方式,支持物流、商务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是相辅相成的,最后的共同结果将是实现经济转型。应充分发挥国家财政科技拨款的调节和控制作用,增加对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支持力度,提高原创性研究项目在国家的科技计划中的比例。通过资金的引导,推动企业在联合攻关的过程中逐步积累自身研究开发的实力,从而使企业成长为加速技术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真正主体。改善企业的融资环境,拓宽R&D的融资渠道,形成全社会、多渠道、多形式的R&D投入体系。
课题负责人:范剑平
执笔:高辉清 胡少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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