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

李稻葵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佛利曼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主任、金融系主任。198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92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于美国密歇根大学、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以及香港科技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长期关注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致力于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提炼相关的现代经济学理论。

7月8日至11日，国务院在中南海连续召开三次经济形势座谈会，分别听取地方负责人和经济专家的意见和建议。7月2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将“保发展、控物价”定为下半年我国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座谈会上专家、学者谈了哪些经济建议？

8月1日晚，参与了国务院专家座谈的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给出了他对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些诊断。

“当前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是总供给的问题，而不是总需求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要通过改革，帮助企业化解成本上升所带来的压力”、“增值税的改革下半年或者明年应当出台”、“小额信贷公司有望两年内全国推广”……

中国需要“供给管理”的新思维

新京报：你参加了国务院专家经济座谈会，会上你发表了哪些观点？

李稻葵：我阐明了一贯的观点。关于宏观经济形势当前碰到的问题，恐怕是过去30多年以来最复杂的一次，过去30年我们是反复控制经济过热、控制总需求膨胀，但这次和以往遇到的问题不同，这次不仅是总需求膨胀的危险———外汇储备的增加和外资的流入导致本地货币存量持续上升，更重要的还是总供给受到外部的冲击。

新京报：通俗讲如何？

李稻葵：说明白一点就是企业成本结构大幅度改变，企业承受着成本大幅度上升的压力，当生产者的生产意愿下降，就是总供给曲线在回收，社会有效供给在下降。如此一来，物价水平就会上升，整个经济增长率就会回落。

我的核心观点是，当前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是总供给的问题，而不是总需求的问题。宏观调控新的课题是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拉动供给，中国需要供给管理的新思维。

新京报：供给管理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李稻葵：其核心就是要进一步改革，用各种各样改革的办法，帮助企业化解成本上升的压力。这不仅是为保障经济增长也是为以后的发展奠定机遇。

新京报：为什么更应关注供给方呢？

李稻葵：有两个理由。一是供给是更根本的、更长期的。外资涌入冲击是短期的，在未来半年或一年内会逆转。外资一跑，货币发行量就下去了，对供给方的冲击就消失了。政府在这方面也比较有经验了。

二是如果我们的眼光总是放在总需求管理，那么结果就有两个，要么物价压不下去，要么把物价压下去的同时GDP增长速度也比较低。但如果处理好供给方的问题，是双赢，既能增加产量，也能控制物价。

降低企业成本应对通胀冲击

新京报：企业成本的冲击来自于何方？

李稻葵：来自三个半成本的影响：一是劳动用工成本在上升。其远远高于物价上涨率，这不是因为劳动者工资谈判能力的提高，而是农村劳动力逐步转移到城市的二元经济调整过程，已到了新的转折点。农村富余劳动力减少，城里的工厂在吸引劳动力时要付给更高工资。这就导致两个结果———劳动用工成本上升和农村农产品供给量下降。

新京报：另外两个半呢？

李稻葵：二是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全球的需求量在上升，供给相对不足。三是节能环保成本在上升，冲击企业的运作。

最后，还有半个成本因素，财政税收的包袱对于企业不断加重，这也对企业的供给产生冲击。这半个成本，部分是人为的。

新京报：怎么解决供给方的问题？

李稻葵：近期提高部分纺织品出口退税是最直接的措施，对冲国外出口市场萎缩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但解决供给方问题，从根本上讲要从体制上和制度上下工夫，帮助企业提高效率。

比如说要推进财税的改革；增加对一些中小企业的贷款，尽快出台面向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机构措施，推动这种金融机构的建立。在劳动用工上也要下工夫，允许地方城市逐步放开对户籍管理的约束，让农民工成为城市里的普通公民，增强其进城务工的积极性，这样工资成本就会下降。

新京报：价格改革也需要同时进行吗？

李稻葵：要放开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从能源、木材，包括成品油等都要逐步放开。如果不放开价格的话，不仅不能调动生产者积极性，而且会扭曲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一些耗能性的企业和技术就很难退出。还有要进行反垄断的改革，对一些行业要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