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二：取消经常项目外汇账户限额境内机构自主保留外汇

1997年，为适应我国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进程，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境内机构外汇账户从性质上区分为经常项目外汇账户和资本项目外汇账户，同时，经常项目外汇账户从功能上区分为外汇结算账户和外汇专用账户，并分别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2001年后，为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形势要求，鼓励和扶持出口，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国家外汇管理局加快了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管理政策的改革步伐，逐步扩大企业使用外汇的自主权。2001年、2002年，大幅放宽经常项目外汇账户开立标准，凡有涉外经营权或有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境内机构均可开立经常项目外汇账户，同时将经常项目外汇账户限额提高至境内机构上年度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20％；2004年、2005年，根据境内机构经常项目外汇收支的实际情况，分档次核定经常项目外汇账户限额，将账户可保留现汇的比例调整为境内机构上年度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30％或50％，同时，延长了企业超限额结汇期限；2006年，完全取消境内机构经常项目外汇账户开户审批，账户限额也调整为按照上年度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80％与经常项目外汇支出的50％之和确定。

2007年8月，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进一步便利境内机构经营用汇，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国家外汇管理局取消了境内机构保留经常项目外汇的最高限额。至此，境内机构可以根据自身的经营需要自行开立经常项目外汇账户、自主保留外汇。这进一步增强了企业持有和使用外汇的自主性，一方面提高了外汇资金使用效率，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企业的汇率风险和投资意识。同时，境内机构外汇使用的便利化，必将带动我国外汇市场的深化，进一步促进金融机构外汇产品的开发，这也符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总体发展要求。

专栏3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QDII）的进展

2007 年以来，为进一步拓宽资金流出渠道，促进跨境资金双向流动，国家外汇管理局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和监管合作，进一步完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银行、证券机构、保险公司等境外证券投资工作取得了新进展。一是扩大了QDII 的主体范围，按照“分类监管、扶优限劣”的监管原则，允许信托公司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审慎进行受托境外理财业务，充分发挥部分资信好、实力强的信托公司的优势，鼓励具备资质的信托公司进行审慎金融创新，带动提高信托公司行业的整体竞争能力，促进信托公司的长远健康发展。二是放宽银行境外代客理财产品范围，允许银行在境外投资于股票、股票型基金等产品，进一步丰富了商业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产品投资品种，促进该项业务稳健发展。三是逐步完善证券经营机构境外证券投资相关管理制度，对境内基金管理公司和证券公司等证券经营机构境外证券投资行为进行了规范，允许其在境内募集资金，并运用所募集的部分或者全部资金以资产组合方式进行境外证券投资管理。四是出台了新的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办法，进一步放宽保险资金境外证券投资限制，降低保险公司境外投资的门槛，提高保险公司境外证券投资的规模，扩大保险公司境外证券投资范围。截至2007 年12 月31 日，QDII 项下累计汇出资金353 亿美元（含社保基金汇出资金），累计汇入资金50 亿美元，净汇出资金303 亿美元，累计购汇234亿美元。在我国国际收支多年“双顺差”、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的形势下，完善QDII 制度，引导境内资金“走出去”，不仅有利于促进我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而且进一步拓宽了境内机构和个人资金运用渠道，有利于培养国内机构投资者，提升境内金融业整体竞争能力，推动国内资本市场发展。

专栏4部分经济体外债规模和风险指标情况比较

国际标准安全线为>100%。24为对世界主要国家/地区的外债情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本专栏选择了以下具有代表性的样本经济体：主要发达国家（七国集团）、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韩国和香港）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包括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俄罗斯和中国），共计18 个经济体。由于大多数国家尚未公布2007 年末的外债数据，为保持可比性，本专栏在比较时均使用2006 年的数据。从2006 年末外债规模看（参见表3，下同），主要发达国家中，美国外债余额为107318 亿美元，居世界第一；英国外债余额为91210 亿美元，居世界第二；德国外债余额为41434 亿美元，居世界第三。在包括中国在内的11 个新兴经济体中，香港外债余额为5131 亿美元，居第一；其次是中国，外债余额为3230 亿美元；居第三的是俄罗斯，外债余额为3097 亿美元。由上可见，我国外债规模在18 个经济体中居第八位，处于中等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外债规模较小，仅为美国外债规模的3％；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外债规模不大，仅比俄罗斯外债余额高133 亿美元。

从短期外债比例看，主要发达国家中，德国和意大利的短期外债比例最低，为32.7％；英国短期外债比例最高，为75.5％。在其余11 个经济体中，印度的短期外债比例最低，为7％；香港短期外债比例最高，为70.6％。相比较而言，我国短期外债比例较高，仅低于英国、香港和日本。英国和香港短期外债占比较高与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密不可分，而我国短期外债比例较高则是由于贸易信贷占比较高导致的。从外债流动风险指标看，主要发达国家中，日本的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之比最低，为109％；英国最高，为17720％，即短期外债余额是外汇储备的177.2倍。但由于发达国家的货币基本上是自由兑换货币或国际储备货币，其流动性风险较低。在其余11 个经济体中，印度的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之比最低，为5.9％；其次是我国，为16.3％（即使按照剩余期限划分，我国这一比例也很低，为17.2％）。从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之比看，我国这一比例一直在100％的安全警戒线范围内，表明我国外汇储备充足，抗外债突发风险能力强，因此不易因短期外债增长导致流动性危机。从其它主要债务风险指标看，2007 年末，我国外债偿债率、债务率和负债率分别为2.0%、27.8%和11.4%，均远远低于25%、100%和20%的国际经验安全标准。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外债领域中仍存一些风险隐患，如短期外债比例很高，2007 年末为59％，大大高于25％的国际经验安全标准；外债快速增长，2007 年末外债余额增长15.7％，超过同期GDP 实际增长率3.8 个百分点，加剧了国内外汇供求和流动性过剩的矛盾，削弱了宏观调控的效果；由于目前外债口径不完善，如人民币对外负债尚未纳入外债统计等，存在外债规模低估的可能。对此，相关管理部门应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切实加强外债管理和监测，抑制外债过快增长，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和国内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专栏5美国次贷危机的启示

2007 年爆发的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危机（简称“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增长造成了严重冲击。本次危机并不是短期形成的，与其它金融危机一样，经历了从酝酿、集中爆发到扩散蔓延的较长过程。次贷危机对加强金融风险管理提出了如下启示：

第一，长期扩张性政策埋下危机隐患，宏观经济政策应适时调整。次贷危机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随着美国经济的不断增长，美国长期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低廉的融资成本刺激了居民对住房的过度需求，金融机构放宽借款条件，大量发行次级房贷，房地产市场风险大量累积，最终导致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实证经验表明，宏观经济政策应及时调整，修正经济运行过程中宏观和微观层面的不平衡，否则，不平衡可能会不断加剧，为危机的最终爆发埋下隐患。

第二，当经济活动呈现长期单边走势的时候，尤其要警惕风险。美国居民房屋价格从2003 年下半年开始持续上涨，房产增值对贷款人偿付能力提供了支37撑，次级房贷的违约率降至较低水平。很多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因此错误地低估了此类贷款的风险，放松了风险控制，风险敞口急剧放大。经济活动的长期单边走势，使人们的风险意识逐渐淡漠，倾向于朝一个方向思维和决策判断；也使得依靠历史经验和数据进行风险评估的各种管理手段，逐渐失去正确度量风险的效力。两方面共同作用，使得积累的风险加大，导致集中爆发。因此，防范金融风险，应当时刻警惕，毫不松懈。

第三，金融体系关联复杂，应对系统性危机关键在于预防。美国次级房贷通过资金链，使得借款人、抵押贷款机构、投资银行、投资者、融资者、担保者、实体经济等各个环节层层关联。危机发生时，各种金融机构陆续出现问题，虽然极力对冲风险头寸，但是由于风险关联性太强，牵扯到其他众多环节，以至整个金融系统难以通过市场弥补迅速扩大的投资亏损。应对系统性风险，前瞻性预防是成本最低且最为重要的风险管理措施。

第四，对金融衍生产品过度依赖和风险控制不当，可能会催化危机产生，应当强化监管力度。近年来，美国房地产市场资产证券化等金融衍生产品迅猛发展，原本贷款机构持有的、流动性和信用等级较低的次级房贷，经包装销售给各类投资者，转移了信用风险，无形中鼓励了贷款机构由关注贷款质量转向数量扩张，助长了次级房贷的膨胀，为危机爆发埋下了隐患。金融衍生工具一方面为金融体系提供了分散风险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金融衍生产品极端复杂，缺乏进行合理评估和定价的成熟方法，几乎都具有高杠杆效应，如果风险管理稍有失误，监管不力，极易酿成重大损失，增加金融体系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应当从保障基本资产质量、严格控制杠杆率、加强对评级机构及中介机构的管理、控制各个环节道德风险等方面，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

第五，恐慌心理和流动性紧缩是危机的放大器，应予以足够的重视。次贷危机爆发后，一些金融机构相继披露出严重亏损，更有甚者濒临倒闭，导致市场参与者出现恐慌情绪，相关市场迅速萎缩甚至完全停顿。银行由于难以评估信用状况而开始惜贷，进一步加剧了危机，导致融资市场几近瘫痪，最终整个金融体系出现流动性紧缩。各主要央行为缓解急剧蔓延的流动性短缺和信心危机，纷纷向银行系统注资，市场才得以逐步稳定。因此，危机发生时，稳定市场参与者的心理预期十分重要。心理恐慌造成的冲击往往比危机本身更大，也更难以把握。疏通流动性是缓解危机的必要条件，也是评估危机蔓延情况的有效线索。应在日常监测中，密切关注流动性变化，为稳定信心和提供紧急流动性做好各项准备。

第六，遏制危机苗头，必须切实加强监管协调，提高危机管理能力。早在2005 年，美联储已经注意到金融机构放宽信贷标准，引入过于创新的贷款类型，但是由于住房市场由多个部门分工管理，具体监管责任划分不明确，在个别监管问题上甚至存在分歧，没有认真关注危机的苗头，错过了消除风险隐患的最好时机。在当前以混业经营、分业监管为特征的监管体系下，应建立加强各部门之间相互沟通和协调的有效机制，提高监管效率，避免出现监管缺位。此外，面对错综复杂的金融体系和金融风险，监管机构应当建立高效协调的快速反应机制，提高风险预判能力，加强与市场的沟通，有效防范和管理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