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

　　温州金融试点，没人否认方兴钱庄的间接推动作用。

　　尽管如此，银行监管机构却一直不承认。

　　“我们最大的担心就是风险，而风险的焦点就是，这个钱庄是方培林一个人办的，万一出了事，他顶不了。”应健雄说，“总行三令五申要清理这个问题，考虑到方兴钱庄在当地的影响，如予以强制手段取缔，肯定会造成客户的损失而产生社会混乱。所以，要通过银行自身的改革来取缔它，减少震动。”

　　为了与钱庄竞争，并挤掉钱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率先在温州施行利率改革试点，温州的银行实行利率浮动。温州也由此成为中国唯一一个设立民间利率监测点的试验区，成为中国利率改革的“晴雨表”。

　　到1989年，“我感觉到应该把钱庄停掉。地方上已经没有很好的政策支持，体改委、工商局、工会都可以审批金融机构，各种合作社、基金会等金融服务机构一哄而起。加上当时社会舆论和政治的压力太大，根本不允许钱庄继续搞下去，那干脆就不要干了。”方培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就这样，坚持了5年之久的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停业了。

　　钱庄每期业务发生额不大，且都是短期存贷，加上方培林对客户的认真负责，关闭后的扫尾工作做得相当出色，只用了不到三个月，方培林就退掉了所有存款，没留下任何令人不满意的纠纷。

　　后来有位银行行长说，方培林把第一家钱庄办起来不奇怪，政策变了，中国总会有人去办。但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没有给社会造成任何不愉快的纠纷，这才奇怪。

　　钱庄虽然停业了，但由此造成的金融业改革却再也无法停止。

　　2002年3月，新一轮全国农村信用社浮动利率改革在温州试点。

　　同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温州成为中国首个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

　　2003年2月，央行上海分行下发深化温州金融体制改革方案的批复。至此，全国瞩目的温州金融改革开始实质性启动。

　　在中国举步维艰的金融体制改革中，温州的这一个个金融试点，在后人看来，尽管更是温州金融发展的结果，但没人否认方兴钱庄的间接推动作用。

　　这恰恰应了王岐山副总理当年所提出的“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需要外围力量的推动”。(本刊实习记者/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