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王岐山
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单纯靠体制本身变革,步伐太慢,需要你们外围的力量来推动。
1985年夏天,时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处长的王岐山来到浙江,听说温州有个私人钱庄,王岐山专门到钱庄一探究竟。
方培林回忆说,当时王岐山听他介绍完钱庄后,握着他的手说:你是下乡知青,我也是下乡知青,你在黑龙江插队,我在延安插队。革命先辈为了人民的幸福抛头颅洒热血,我们这一代人碰上改革开放,你就大胆去干!把地下的、民间的东西统统搬到台上来。
临走的时候,王岐山还鼓励方培林: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涉及到农村金融市场。
王岐山走后,方培林找到198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把自己关在屋里,一字一句地仔细学习。
在这件名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方培林找到了钱庄的边缘依据:放活农村金融政策,提高资金的融通效益。
同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派温州分行副行长应健雄对方兴钱庄进行调研。据他回忆,当时他们查阅了钱庄1年来的金融业务活动账目,发现所做账本不规范,行里的两位同事用了一天多的时间,帮他们重新做过。应健雄认为钱庄整个金融的运作也不合常规,资金的周转主要靠手头十来个做买卖的人作为固定客户支撑着。
调研完后,应健雄对方培林说,总行很快会有个关于银行的管理条例出来,在中国,个人是不许办银行的。硬要他抓紧时间把资金收拢,停掉钱庄。
1986年,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李云河在北京开会时,碰到王岐山,王岐山很关心方培林钱庄的情况。李随即给温州市委发电报,让方培林速到北京。
方培林到北京后,王岐山邀他一起探讨农村金融改革。王岐山对他说,让你办钱庄就是想让你把民间那种无序的借贷进行引导。还有,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单纯靠金融体制本身变革,这个步伐还是太慢了点,必须有外围的力量来推动。你们外部,社会上的金融服务做起来了,多种层次的金融服务做起来了,就会加快国家金融体制的变革。
在王岐山的支持下,钱庄总算没有停。
黄金时期
知道你下午要把钱汇出去,才上午来找你的,我只需要向你借4个小时。
1987年9月16日,温州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首批13个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那天,市委办公室打电话到方培林家,请他火速到温州参加会议。
到了温州,他才知道,这是市委书记董朝才召开的一个专业户代表会。会上,董朝才向大家披露了中央决定在温州办试验区的消息。会议结束时,董朝才激动地对这些温州的能人说:“既然是试验区,我们支持各种试验。我们已经为大家搭好了舞台,欢迎诸位都上台来表演一番。”
回到家,方培林坐不住了,立即给县委书记周方权打报告,要求批准钱庄公开营业。周方权向市里请示把钱庄作为试验区的试验项目,获得温州市政府同意。市委书记董朝才专门给方培林签字,“允许方兴钱庄继续试办,并请有关部门给予办理营业执照”。
很快,工商部门发了营业执照。但“金融许可证”却在中国人民银行卡了壳。
拿到营业执照,方培林把“方兴钱庄”的牌子擦拭一新,重新挂上。并在招牌上方又嵌上“温州试验区”五个仿宋字。
“金融许可证”虽然停顿了,业务却没有停下来,还出奇地好。
有人详细记录了方兴钱庄的一天。
上午10点,一位经营南北货的老板满头大汗地来到钱庄:“请贷给我1万块钱,我要到温州市区进100箱味精。”
此时钱庄里没钱,可方培林仍应允下来。10点5分,他来到经营百货的陈家,向他借1万元,对方面露难色:“不行,我下午两点要向外地汇2万元,手上这笔钱不能动。”方培林说:“我知道你下午要把钱汇出去,才上午来找你的。我只需要向你借4个小时,保证下午两点钟之前归还。”
10点20分,南北货老板贷到了他所需要的钱。40分钟后的11点,有人存进1万,方培林并不急于先还给老陈,而是又用这笔钱应付了另两位求贷者。下午1点30分,又有人存进了1万多元。这时,方培林才将1万元还给老陈。
方兴钱庄在经营上的灵活性,弥补了银行在严格的法规体系内运行的各种不便。比如银行的服务时间是8小时,而方培林的钱庄是24小时的服务,贷、存款随时都可进行。他经常不停地奔走于各大户之间,了解各家进货和售出情况及手头现金的余缺。同时他又专门在信用社存款5万元,根据信用社存一贷三的规定,一旦需要,就有15万现金可解燃眉之急。
利率的浮动也灵活地体现了市场的需求和规律。当时银行利率是:活期存款0.24%;5年长期存款为0.78%;贷款利率为1.5%。而民间高利贷高达3%~5%。方兴钱庄的活期存款1%,3个月以上为1.2%,一年是1.5%;贷款利率在1.5%到1.86%浮动。这“中间利率”对存、贷客户都充满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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