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控制在4.8有难度
方兆本:我觉得他们讲的很清楚。我想谈一下,因为我们刚刚听了温总理的报告。我们控制目标是4.8,我的感觉,控制4.8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我主要有这么几个观点:一个观点,物价问题一定要和就业的问题联系起来。不能想象,我一边要控制物价,一边又要充分就业,这两个是不是矛盾。另外一个观点,我们考虑CPI的事情,要考虑到我们是在转型期,我们很多改革没有完成。黄教授是国际金融专家,当我们汇率机制在形成过程中,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这个金融改革在进程中,我们离完全有效市场的距离还很远。这轮物价上涨之前,才有高速公路上的大客车都排队,是供给和需求的问题吗,以前是驾驶员到这儿可以发老保用品,现在是如果你给加油站塞一百块钱的话,你可以加满油。而加一百块钱的油只能跑到下一个加油站,完全打破了市场的规律。它是额外价格,额外价格的原因是因为你硬性的行政条款,我比较担心的是通过硬性的管制、硬性的行政来控制这个物价以后,它并不能真正控制这个价格,而是造成价格扭曲。价格扭曲以后递出来的信号就是错误信号。所以我比较担心的是这个。
我觉得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下去,加快金融改革的步伐,汇率机制形成的步伐,都要有序地往前推进,我想CPI才能真实的反应经济,才能优化配置社会资源。
黄泽民:目前物价的上涨到底是结构性上涨,还是全面上涨……
方兆本:我认为,不宜过早下结论。MF是有定义的,要几个月的指标,咱们国家到底按什么定义来,这个定义在中国认可不认可,这都是要研究的问题。
黄泽民:争论这个问题,一个是时间稍早了一点,还有一点,意义不是很大。4.8是不是能够真正控制住,这个当中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商品之间,包括劳务之间是一个价格链,有很多东西现在没涨,不等于明天没涨,当然今天涨的东西,不一定明天涨。如果从对策来说,从宏观管理来说,恐怕需要注意。第二,不要指望你涨工资,物价会涨,我们当然希望工资涨。
方兆本:只不过希望物价比工资涨的慢一点。
黄泽民:我们这一届政府,当然过几天还要选出新一届的政府,这届政府非常关注民生问题,我一直有一个想法,但是没有好好地做研究,就是说不同收入群体,它的收入增加以后,边界效应是不一样的。因此,在中国就存在这么一个低收入群体的话,他们增加收入,推动了边界消费品。如果这个问题研究明白的话,就不要太看食品价格上涨。而且我们还需要扩大内需,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基本货币投放等等,都跟收支不平衡有关系。如果说扩大内需,各种各样原因跟不上的话,物价上涨的话可能也是一个结果。
郭田勇:温总理的报告中说经济增长控制8%左右,CPI是4.8%,第一个目标有利于第二个目标的实现。我们这几年经济增长都在10%以上,去年11.4%,我们要刻意把经济增长压下来。我觉得从两个方面解释,第一是讲我们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能高能耗,高污染,要保护环境;第二,我们刻意要让经济增长放慢一些,放慢一些结果就会使各方面的需求,包括投资需求等各方面相对弱一些。弱之后,第一个目标就有利于第二个4.8%目标的实现。刚才方老师也讲,4.8确实是一个压力,或者是一个很大的目标。我想各方面,如果说这块配套了,各方面做的好,还是有可能实现的,实现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郭田勇:温总理的报告中说经济增长控制8%左右,CPI是4.8%,第一个目标有利于第二个目标的实现。
我们的CPI权重应该调整
方兆本:美国CPI的权重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中国的权重我觉得有科学研究的必要。因为现实的经济生活变化还是比较大的,服务类消费是在增加。另外,大家应该注意到从统计上来的数字,还有一些是活跃的经济,谁统计过收藏品价格,谁统计过其他的一些东西。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家政服务。我接触我周边的朋友,上一个月左右,在短短的十天之内,来到家里的钟点工,今天说别人涨了七块,明天八块,后天就十块,可以在短短的七八天之内上涨这么多,据说现在北京家政服务,管吃管喝,一千五百块钱的,还有很多家政不干。他们也有道理,说吃喝都贵了。我们的电价、水价控制有好处,照顾老百姓的生活,但时间长了以后,这个信号就是失真了,因为他们觉得不贵。喝茅台酒的时候,他可能就放着让它流。
黄泽民:面临目前物价上涨的情况下,如何来做这个宏观调控,一方面在短期当中尽可能使物价不要大幅度上涨,这个会有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在管理当中,要尽可能地发挥市场化调节作用,不要完全走到行政化的管理上去。在宏观管理当中,前段时间我看媒体上也有一些说法,有的地方发行了一些票、券,我想这些同志的出发点都是
郭田勇:我们这几年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太快、太高,我们去年国家财政收入五万多亿,如果每人发一千块钱,才发了一万亿,中央财政还有四万亿,这个钱够花。
黄泽民:减税我赞同,但是发一千块钱的话…
郭田勇:这是感性,极端说法。如果给那些低收入的,可以给他们两千块钱,你这一千就不要了,给他们,他们就能买得起肉了。
主持人:CPI上涨受损最大的就是老百姓,食品消费占的比重比较大。
张新法:两会期间结合总理提出的四大目标,就是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其实对应的就是宏观经济控制的四大目标。GDP增长大概控制在8%左右,CPI是4.8%左右,新增就业人员从一千万,和国际外贸顺差有所改善。怎么看这个预期目标,四大目标里面,GDP增长率的8%,政府多年一直是这么设定的,我觉得中央政府不要把这个看的太高,因为地方政府,省一级,市一级增加会层层加码。我们每年都说8%,但最后都10%以上,总体来讲经济增长这个8%可以视为政府可以接受最底线的东西。在我印象中,GDP低于8%,就是98年的时候,东南亚经济危机。
张新法:对,十多年来当中低于8%的增长。现在是又好又快,总理提了几句话,包括优化结构、提高效率、降低能耗。关于就业,我觉得也很重要,城镇新就业人员一千万,城镇登记失业是4.5,去年的失业率是4%,新增就业是1204万。
方兆本:这个跟国外的不一样。
张新法:对。中国就业指标的设计,统计局是最没有概括性。他可能不去登记,第二大批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都不去考虑。中国就业还有这样一个特点,像农民工,包括城镇的那些,流动性很大,今天可能在岗,明天可能就不在岗了。今年就业指标,无论怎么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它的意义胜于往年。因为今年通胀可能还是比较高。这样的话,对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是能增强他们抵御通胀的能力。另外这届政府非常重视民生改善,也是一直把就业作为一个重要目标。关于国际收支平衡方面,主要还是说CPI的问题,为什么说它最有挑战性,本身现在就是一个上升周期的高点,第二人民通货膨胀的预期发生变化,都认为物价止不住。再这样下去,人们就会产生幻觉,那就是货币流通速度快了,把钱花出去,不往里存了。再有一个,对企业来讲,会提出新的要求,如果物价是这样的循环,发工资的话,这轮投放会增加。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咱们现在一些商品供需结构,包括推动因素和劳动力,服务业价格的上涨都在开始加速。无论是珠三角还是长三角,这是局部的,但服务价格,包括维修服务等等都在提高。现在来看,并没有出现劳动力的全面上涨。但是从企业来讲,这个成本上阵非常明显,新的劳动合同法,咱们国家尹养老、保险、医疗制度设计我认为是不合理的,现在企业背负的负担很重,打工的人没有从交的钱里面获得什么好处,比如说深圳那边农民工退保,企业要负担20%的养老保险,然后存在一个账户上,双方都不能这个钱,个人要扣8%.社保体系在全国不能转,今年在深圳打工,明年去长沙,这个不能转。
方兆本:这个问题,今年代表也有提案。跟这些东西没有完全到位也有关,真正到位了,出来的才是真实价格。
张新法:这一轮物价上来的的比较急,比较快,政府对价格监控方面,包括昨天马凯谈到的,控制通胀的三招,一个是扩大供给,扶持生产;第二个是对弱势群体提供直接的生活补贴,中间环节是搞监控。我觉得这种监控,价格管制在市场化的今天,确实要慎重。如果说它的好处,可能短期里可以消除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但从中长期来看,这个需要多考虑。现在这个事情争议也很大,97年制定的《价格法》,按这个《价格法》来套,政府的很多做法有质疑的因素,因为搞这种监控,必须制定价格和成本调查,第二个来讲要举行听政,就是说搞价格监控,必须要遵守法律程序。它的后果会造成什么呢,就是说反应不了资源稀缺程度,会错误地引导生产。
张新法:为什么居民CPI控制比较困难,原来政府说出资源价格反应,包括资源税的配套东西,你能不能及时地推出来,我感觉这两个是矛盾的,不可能同时做到。用一个普遍流行的说法,资源价格如期开展,跟国际接轨,把CPI直接0.5个点,我觉得这个不可能安全市场化。现在首先考虑的是怎么把它压下来,没考虑怎么改的问题。
方兆本:现在的目标是“两防”。
郭田勇:现在感觉价格还没有真正反应出需求,好象我们还存在一些隐性通胀,如果把这个隐性加上,CPI要高得多。中国市场经济仍然还在转轨之中,我觉得我们完全把价格交给市场去决定,应该说我们很多条件并不成熟。比如说电力企业,包括这些国有资源型企业。我下一个结论,比如说你把这个价格降一下,企业属于非竞争性行业,如果把这个价格放开,因为他来独家垄断,价格又可以提高的非常多,那也只能用它的电。在我们市场经济转轨仍然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有必要仍然要对价格进行一些调控,或者一部分的管制。温总理报告里面也讲了,包括未来的价格改革,你刚才说的资源税,就是把握价格改革的节奏非常重要。我们不能设想完全交给市场去决定,比如现在从商业贷款来讲,如果看美国西方发达国家,有哪个国家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控制银行贷款,银行想贷多少就贷多少,中国为什么要控制呢,如果我们不控制的话,银行在经济过热局面下,它会认为经济非常多,这么多企业找我贷款,企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状态,银行会推出大量贷款,使得这个泡沫越滚越大,其实这种欣欣向荣可能是一种表面。如果国家不控制,未来可能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黄泽民:今年我们是转轨时期,在发达国家,也并不是说所有商品价格都不管;作为通过行政力量来垄断的这些行业,应该是接受全社会公众的监督。这次开政协会议,我提了提案,就是要求国有企业基本上要按照上市公司的这样一个标准,来披露它的信息。当然,比如说涉及到一些国家机密的问题,可以公开的公开。国有企业,它的股东是全体公民,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有一份。因此你应该向社会公众公布,披露你这个企业的经营信息。现在很多听证会搞的非常扯皮,听证会方方面面的非议很多。社会公众根本不了解你的经营状况,比如你的人事成本,这些东西你都公布,在听证会上信息处于弱势的一方肯定是有问题的。有些东西,特别是行政力量,这个没办法的话,特别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价格完全放开不得了。在通货膨胀管理当中,我感觉它还是要注意其他关系的平衡。比如说还有一个就业问题,控制的太死,也不行。
主持人:高增长,高就业。
黄泽民:还有一个就是扩大内需,因为我们经济增长的方式,以及我们整个经济的结构,还有一个很严重的内外经济不平衡的问题,还要考虑内需进一步扩大的问题。这个可能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银行这一块,现在大多数都成了上市公司,我们从金融理论界和金融事务界,在研究市场化方面,这些年也有方方面面的成果。我认为在市场化当中还是稳步的,根据实际情况来推进。这块如果不推的话,价格失真也会带来方方面面的问题。
黄泽民:我感觉对低收入群体还是要进行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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