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与中原的联系古已有之

(李学勤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现任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

我在论文《论繁蜀巢与西周早期的南方经营》中，利用出土的商周文字资料，辅以相应的文献，证明过古蜀、古巢、古繁等亲邻之国与中原商、周之国的一些联系，证明三星堆所在区域应该是三千多年前古繁、蜀、巢其中的一部分。

对于所谓蜀人的“蚕丛”、“鱼凫”之国，在正统的文献典籍中少有记录，但在《华阳国志》以及《蜀王本纪》(该书虽散佚，但还残存一些片段)等文献中依然存在。要说明的是，这类文献，久被怀疑子虚乌有，甚至在金沙遗址玉石器出土之后，还没人相信当地有《华阳国志》、《蜀王本纪》所记载的久远文明，由此看来，古代历史文化还有许多未知的奥蕴，有待我们通过科学的工作来探讨揭示。

至于你所问及的三星堆出土这么丰富、奇异的青铜器，突兀不突兀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很新鲜，但一点也不突兀。毋庸置疑，三星堆的青铜文明是发达的文明，中原殷商的青铜文明更是发达的文明，二者一定对四周有辐射、交合、影响的相互作用，如前所述，三星堆一带跟中原的商周文化，或者跟较早的新石器晚期文化都有联系(例如陶器及其纹饰，例如青铜罍的多量出土)；另一方面，三星堆以及金沙出土大量的牙璋，在南方丝绸之路的一些点上都有发掘，南方丝绸之路目前还在探索研究之中，初步的考古已经开始印证了三星堆和金沙同外界的联系。要把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资料纳入到欧亚大陆历史的整体研究之中，才是科学的。

朱凤瀚：深化了蜀文化的研究

(朱凤瀚曾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现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常务副馆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三星堆出土发掘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加之后来金沙遗址的发现，关于蜀文化的研究内容就更加深化了，人们的认识也在深化，人们对不同文化类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先说不同。三星堆文化在很多方面和中原的殷商有差异，比如大量出土的青铜人像和面具，在同时期的中原就缺少人像，有的话也有差别，如眉骨、眼部、鼻部等，而且铜像的服饰，也与湖南出土的同时期人像的服饰有很大差别，这都耐人寻味。这里就应该提出疑问：蜀地早期的族群、文化是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从现有的出土和发掘来看，我们的了解还是不够的，当然就不可以排除有其他来源的存在。

再说同，同中有异。谈到三星堆文化和中原同时期文化的联系，首先就要说到两个坑出土的青铜尊、罍，它们的造型、纹饰当然以殷墟文化为主，同时又掺入自己的一些特点，这就暗含着两种可能：一是三星堆族群接受了传入的殷商技术；一是殷商的某些青铜大工匠不知何因，或避祸而举家迁徙，或作为战俘，来到三星堆，他们凭借着青铜方面的技能，为师授徒，又按照三星堆人的想法和习惯，造出了这样的尊和罍。考古学实践证明，不只三星堆，在长江流域，在湖南、陕西汉中的城固等地出土的尊、罍居多，都有殷商的风格同时又具备自己的特色，这就说明当时南方各地区，在殷商文化强大辐射的作用下，都普遍吸收了殷商文明，但并非全盘接受，同时又融入一些自己的文化元素。两个坑出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用于祭祀然后埋藏？我们知道，过去的祭法是要用牲、用玉，并不毁坏，祭礼结束才埋藏；但这两个坑所出的，主要是青铜礼器和人像，固然我们不排除当时的蜀人有这样的礼仪，但从遭到破坏的程度看，很像是被毁了的东西，很可能是亡国之前的大规模毁坏然后埋藏，而不应该是所谓的“祭祀坑”，当然这样的说法需要考古学实践来证明。

本报记者 王 宇／文 韩墨／图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