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看来，朱元璋当时制定的官吏俸禄标准也是有他合理的依据的，不能说是违背人情事理，对官吏要求太过苛刻。朱元璋认为官员“若将所得俸禄养家，尽自有余”。以七品县令的工资标准而言，月薪是7.5石大米，一个成人的月需米量不过3斗，7.5石大米是25个人的口粮，你说它低了，那么要多少才算高呢？县令年薪90石米，与正一品高官相比，只值其年薪的1/12，与其月薪87石米差不多。但按照《醒贪简要录》的算法，也需要70多亩地、5个农民专门为之生产，光是挑那些稻禾就需要走1000多里地。而生产这些米的农民“炎天赤日，形体憔悴”的辛苦更不用说。

明代及以后的人认为明代官员俸禄低得留谱，连著名思想家顾炎武都感叹“自古官俸之薄，未有如此者”(《日知录》卷十二)，除了主观方面从士大夫的立场出发之外，还有这个俸禄标准执行不到位等各方面的客观原因。俸禄标准虽然以米石来计算，但发放时却没有全支本色米石，而是执行了“钞俸折色”的政策。“钞俸折色”实际上使官员的薪水打了折扣，特别是在中央财政紧张的时候，七折八扣的结果是官员工资大大缩水。

以海瑞在淳安任上为例，年薪如果全支本色，那么90石米按时价每石0.7两银子计算会有63两，而实际上海瑞领到的是12石大米、27.49两银子和360贯钞。钞已经很不值钱，嘉靖七年(1528)官定的钞银比价是钞每贯值银0.009两，到了嘉靖四十五年，一贯钞仅值银0.0002两。如果以钞每贯值银0.009两来计算，360贯钞值3.24两银子，按市价可以买到4.6石米；如果以钞每贯值银0.0002两来计算，360贯钞仅值银0.072两，只能买到0.1石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海瑞在淳安的嘉靖三十七年，我们从优计算，就当这360贯钞可以买2石米，这样算下来总共得到的大概也只有53石米或37两银子，还不到全支本色薪水的60%。这就是说，工资至少缩水了四成。本来可以养活10个人的工资现在只能养活6个人了。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薪酬标准不变而物价增高受到的影响。

一般来说，帝国前期物价水平比较低，银子的购买力比较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同样的工资，实际购买力已大大降低。这是官吏工资缩水的另一个表现。以米价为例，明前期的宣德、正统年间一两银子可买4石米(《明史》卷七十八)，而中期一石米值银五钱是“江南之平价”，海瑞生活的嘉靖、万历时期米价是每石六七钱银子光景。到了明末，崇祯五年(1632)上海的米价还是一两银子一石，到了崇祯十二三年，已经涨到一两八九钱才能买一石米。(叶梦珠《阅世编》卷七)至于到了崇祯末年一石米需要十几两银子，那属于非常状况，不能用正常情况来讨论。银子购买力降低了，而薪酬标准没有相应调高，同样的薪水大大缩水。

一方面是“钞俸折色”，一方面是物价上涨，而薪酬还是两百年前的老标准，万历时代的帝国官员叫穷可以说是情有可原。但是，要说这工资是穷得没法过日子，或者是工资低而导致贪污腐败，却还是要慎重一些。要知道，官员的穷，是不同于老百姓的穷的，相对于他们庞大的家口和喜欢娶年轻漂亮女人为妾的兴趣，无论多少工资都是不够的。因此，迫使官员寻求法定工资之外的钱财的，首先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