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中国创新报告》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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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凡骅: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是时代的呼唤，所谓时代的呼唤回应了当前中国发展阶段的形势需要，符合这个情境。第一点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中国发展“险滩期”的历史性选择。为什么是险滩期？中国改革开放从1978年开始到现在，中国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了78倍，中国的发展是巨大的，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事实。在看到成就的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也体会到或者感受到当前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在中国的腐败问题，生活当中环境问题，雾霾突破临界点突然爆发，包括我们吃的食品安全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对我们党的执政地位的确会带来挑战。新一届领导如何应对就决定了我们改革发展航程是不是顺利，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发展险滩期，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
第二点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未来改革蓝图的描绘。新一届领导上台之后，国人充满了美好的期待，新一届领导到底做什么，把我们引领到哪儿？刚才我们谈到愿景的提出，改革战略的描绘是新一届领导给我们的展示，展示了改革方案的设计。
第三点，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在国际政治互动中话语权的重塑。为什么这样讲？“治理”这个词不是我们先提出来的，“治理”这个词西方20世纪90年代已经开始流行，西方谈的是政府治理，关注几个核心的点：一是去政府化，很多事务处理过程中认为政府的作用应该弱化，我们觉得这个标准不适合我们，和中国各个方面的发展环境是不契合的。我们提倡政府与社会当中的伙伴关系、网络治理等理念。西方拿这个标准，用西方的民主、分权的理念来衡量世界上其他国家政治发展或者国家发展的现状，包括世界银行，是根据这个标准来评判发展中国家发展状况如何，是否提供贷款，都拿这个标准来衡量。
2015-04-15 09:51:57
祁凡骅:
如果按照他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我们是弱势的，有些人说西方的价值观我们不能接受，因为他们的标准我们不能接受。我们这个团队，特别是杨光斌教授提出，我们可以横向国际比较其它人口大国，比如前一段新加坡的李光耀去世了，媒体很关注，觉得他治理得很好，但是新加坡弹丸之地的治理模式无法引到中国来，我们和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不是说他的思路我们没有借鉴之处，但是移到中国不可能。我们的模式需要我们自己来摸索，全世界超过1个亿的大国比较过程中会发现，总共有12个大国超过1个亿的人口，美国、日本、俄罗斯是发达国家，其他都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发展中国家来比的话，我们中国是最出色的，我们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众生活的变化当然是最出色的。我们这种发展模式虽然和西方不同，我们可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效仿或者选择的选项之一，这是我们团队基本的判断。国家治理这个概念是把政治因素加进来，政治稳定、政党因素加进来之后，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考量，这个考量有了之后，慢慢我们的标准就可以成为跟西方通话过程中一个新的概念和标准，所以这是话语权的重塑。特别是中国现在要走向世界，成为世界领袖式的国家，我们的标准和价值需要世界其他国家的认同。当然，这个标准要得到大家的认同我们才能成为领导者，否则这个领导者就是我们自己封的。我们后面谈到中国的理念和模式的推广过程中需要关注的一些要素，这是一个整体的架构。
2015-04-15 09:56:18
祁凡骅:
在这个基础上，整体的报告分为三个大的模块：第一，描述了去年一年来的五大变革。另外是针对当前治理变革中面对的挑战提出了五大挑战，还有一个展望。今天我着重和大家分享前两个模块的内容，就是五大变革和五大挑战。
五大变革包括：去年值得我们着力研究的变革领域当中，政党治理、依法治国、政府治理、社会治理这四个领域当中的变革力度是比较大的。政党治理当中，反腐更是大家感受最明显的，这里的力度也是最大的。把反腐单列出来，形成五个大模块的变革。一是对中央领导决策机制进行顶层设计。二是强力反腐，消除改革坚冰，树立政治新权威。三是绘就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路径。十八届三中全会最后绘就的法治路径，这是回答了我们未来的治理，这实际是我们治理现代化当中一个路径的选择。四是实施“权力清单”制度和财税体制新变革，包括城镇化等一系列变革的措施。五是改革不平等制度安排，提升社会公平。社会问题多发主要是公平上民众感觉不够，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讲话中不断谈到了社会公平这个价值标准，我们发现社会治理变革当中针对民众关注点相对聚焦的问题有了制度上的安排。
2015-04-15 10: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