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院史知识竞赛启动 中国科学院人的历史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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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传杰]:各位上午好。根据组委会的安排让我在这儿就院史与院史竞赛为题做一个发言，这个发言我就从后面说起，先说一下这个命题，这个任务是交给我们大概有十几个同志一起来组织的，命题评判委员会有曹效业，王扬宗，樊洪业这几位同志负责，有科学史所，政策与管理所，中科大的十几位研究院史和研究科技史的专家一起来出题目，过程时间比较紧，大概在一个多月前开始，所以在工作过程中间我们也确定了如何来出好题目，有几个原则，一个是科学性，我想在科学院做什么事情都要讲科学，出题的科学性体现在客观、准确、精准，在这个问题上努力的按照这个方向去做，凡是说如果说有些还有明确的已经还有些争议的，或者不太明确的有些问题，我们把这样的题目就去掉，第二个原则就是系统性，因为科学院65年了，各个方方面面的问题希望都能够有所反映，所以这个系统就按照六个板块，其中有发展历程、学部历史、重要人物、重大成果，人才与教育，还专门把科大拿出来一共六个板块，在这六个板块里面比较系统的介绍一下科学院有关的一些历史情况。第三个是综合性，因为在每个板块里面，也不能，相应的来讲，每个板块之间有一个相应的平衡，当然有的内容比较多，本来就比较多，比如说发展历程，有的像科大这边，可能比较少一点，但是整体上有一个平衡，另外在时段上，65年若干个时期题目都要有一些，应该说历史既包括在1949年11月1号那个时刻，也包括昨天，昨天也已经是历史了，所以在这个时间怎么把这个时段也要有一些，另外还有平易性，就是通俗性，我们开始都是一些出题的都是一些院史专家，对他们来讲是很知识性的东西，我也不是搞院史的，原来是搞化学的，对院史来讲，他们出得比较专业，后来我们觉得还是不要考大家，还是以知识普及为主，所以要通俗一点，便于大家参与，应该说院史委员会出题的一些同志，接到这个任务以后是个难差事，也是苦差事，时间比较短，只有一个多月，要出五六百道题还有这么多要求确实是不太容易的。在十一长假期间，十几位出题的同志，很多也是比较年轻的同志，年轻的博士他们都没休息，相当苦，可以说这也是一件好差事，为什么好差事呢？本身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他们搞院史的同志来讲也是一个回顾的过程，像我到院里边已经快50年的，70岁的老人，跟大家一起来共同回顾科学院六十几年历史的时候，我还是充满着激情的，也学习了很多东西，这点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好差事。 9:42
[郭传杰]:院里面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竞赛？我想从院党组的意图，刚才我们邓麦村秘书长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就不再讲了，我这儿我想从我个人的理解，谈一谈院里面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竞赛？首先要说搞这个竞赛的历史，历史是什么，这是个容易回答也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正好就在一个星期前，10月2号南方周末，登着我们北大周校长他们学校里面的历史系系主任高易，他在迎接新生的时候，正好有个讲话，这个讲话就登在10月2号南方周末的一个文化版面上，题目是哪里有什么史学危机。他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因为在我们开始市场经济的时候，很多人整个社会都在向钱看，向钱看，往往就把历史忘了，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学历史就没什么人，但是高易教授他说哪里有什么历史危机，从人类整个历史长河来讲，人类是不会有历史危机的，因为都是从历史过来的，特别是我们中国，他就回顾了一段时间，跟他们的学生来讲，他里边有一段话，他说历史在中国，就是一座神圣的殿堂，历史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性，就如同天国之与上帝的信徒，因为中国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不像西方有天主教，基督教，中国在这个情况下就很相信历史，中国历史实在太厚重，太丰富了，里面有无数有趣的故事，而且处处闪烁着智慧，令人愉悦，引人入胜，又启人心智，他把这个历史说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后边他还引用了一段布罗代尔的话，这个布罗代尔是20世纪世界上，国际上最有名的大家最公认的，最享声誉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他特别重视历史的普及，他亲自去给中学的教科书，去编历史教科书，因为他觉得，特别是在18岁以前的年轻人，更应该了解我们的历史，因为他们是代表着未来，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现在做这样的一个历史是不是有点联系呢？刚才他们说的，高易先生，布罗代尔所说的是人类的国家历史，民族历史，作为一个组织来讲，这个历史是不是有什么意思，我正好前些年我注意到奔驰汽车现在是100多年，大家都知道奔驰，他有一个广告语叫做流去的是岁月，沉淀的是经典，有这么一段话，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拿到我们科学院来说的，流去的是优越，沉淀的是文化，历史给我们留下来的是一些文化，对科学院的历史来讲，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个人在想，可不可以用四个一个来表示。一个一个是一个缩影，中国科学院的历史就是中国近现代科学发展历史，更是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缩影，当然今天我们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不仅仅是科学院，但是科学院一直是作为国家一个战略力量，作为火车头，可以说是新中国科学技术的一个缩影，这是第一。第二个，是一个宝库，在这个宝库里面，有非常多的宝藏，其中第一个保障，是组织渊源是根脉，我们科学院是1949年11月1号成立的，但不是突如其来，从天而降的，他是有割不断的历史，有我们古代的科技文化，也有像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包括延安科学研究院的等等机构里面一些来自各方面的一些先生和人物的传承，谈到科学院历史少不了这一块，否则我觉得就是割断历史。另外在科学院这边，我觉得是我们人物，科技人物，科技成就，科技事件之大成的，这个里边有，如果打开了什么里面，在科学院特别在50年代，60年代，这么多的第一，都是在科学院，第一根硅单晶，第一台计算机，第一次青藏可靠，第一只无外祖父的青蛙，第一枚气象火箭，生物火箭，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第一个水稻全基因图谱等等这些方面，另外还有重大的科技事件，首创12年的科技规划，最早提出原子弹，人造卫星的建议，最早实践理工结合，科教互动的科研教育，首倡并实践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最早开放大批走出国门，第一个成立研究生院，第一批博士、博士后等等，还有首倡863计划，香山科技会议，百人计划等等等等，还有重大的拨乱反正活动，大跃进之后，制定十四条，十六条，十年文革之后科学院的汇报提纲等，这些可以在我们科学院，在我们共和国的历史上面是集大成的。这是第三个。 9:44
[郭传杰]:通过我们历史的研究，也可以还原历史面貌的真相，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是我们中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成果，那是在1965年，有三个单位，上海生化所，北京大学化学系，还有上海有机所，他们所做的一项工作，这项工作确确实实应该说是接近国际诺贝尔大奖的这样的成果，但是社会上关于这件事情大家很关心，这是好事情，但是在以讹传讹的过程里面，有好多事情并不一定太有意无意的夸大或者缩小或者改变了一些东西，但是在院史的研究专家里面，他们通过当时的历史，还原他的真相，高先生他们的研究里面，因为他当时也是当事人，可以看出，这个里边第一个社会上传的说当时这件事情，杨振宁推荐了两次，第二个说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像诺贝尔提奖委员会推荐的，第三个说是中科院当时在申报的时候，又提了四个人，而诺贝尔奖最多只授三个人，但是中国的科学院相关机构，相关机构指的是中科院，不愿意得罪人拉掉一个，后来就没有成功，有这种说法，事实是什么样子呢？不是在文化大革命，因为文化大革命在批判诺贝尔奖，第一次推荐在1979年文革已经基本结束，这件事情是当时我们副院长钱三强，他也分管学部工作，他来主持来做的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不是以科学院的名义来推荐，但是科学院在这边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1978年的12月份，钱三强根据院党组的指示，召集了三个方面单位相关的人一起开会来协商如何去报诺贝尔奖的问题，大家都非常友好，这四个单位里边大家认为可能比较突出的人员有生化所有两位，北京大学化学系有一位，还有上海有机化学所有一位，最后他说大家非常友好的就推出一位，北京大学首先就说要推就推生化所的，生化所推荐谁，你们生化所自己定，都是大家非常友好的，根本不存在那时候的科学家为自己的名什么东西争吵，而科学院后来就把这个结果就报国务院，国务院很快就批准了，在1979年的元月份，就请三位以个人名义来推荐，第一位是杨振宁，他确实很关心这件事情，跟周总理也说过他愿意推荐。第二位王印来，上海生化所的，因为当时诺奖委员会，大家都知道，不仅是单位的推荐，不仅受机构的申请，直接受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诺贝尔奖委员会所邀请的某些著名的科学家参与推荐，所以当时后来一共是三个推荐的，杨振宁，王印来，还有一位是另外一位在美国的美籍华人科学家，推荐上去以后，因为各种原因，大家知道的结果，你们都懂的，没评上。到了1982年的时候，这项成果就作为中国自然科学的一等奖评上了，当时的奖金是一万块钱，这一万块钱生化所五千，北京大学两千五，有机所两千五，整个的过程薛先生都是亲自参与的，有大量的文件，这里不存在杨振宁先生推荐两次，也不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也不是有关机构只报四个人，不存在这个情况，这里面并不存在恶意的，只是说还原了真相，这也是我们院史里面的。 9:45
[郭传杰]:还有一个院史里面，是最重要的我们精神文化的精髓，我想科学院的精神文化的精髓，精神是什么就是科学精神，我个人的理解科学精神是包括这六个要素，一个是理性求真，一个是实证认知，质疑批判，创新开拓，平等包容，还有一个当代的普及到科学精神里面去的竞争协同，这就是我认为科学精神，而在科学院的历史里面，很多事情都是反映这个方面。其中有一件事情和理性求真非常巧合的，这里面有故事，就是大家知道的为麻雀翻案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在院史里面也是研究的非常清楚。上个世纪50年代，中央决定要制定农业发展纲要，1956到1963，1967，15年，农业发展纲要，当时毛泽东主席经常下农村去调研，农民就反映，说麻雀吃粮食吃得太厉害了，说主席你现在制定农业发展纲要，要把它作为害鸟打掉，毛主席说把麻雀、苍蝇，老鼠，蚊子四害一打，毛主席一说有多大权威，毛主席说的，要打麻雀，当然就写进去了，我记得当时1956年我已经上初中了，我们当时在初中，56年、57年都打过麻雀，而且老师去交麻雀腿的时候，麻雀满天飞，北京日报，人民日报都是大版小版都登打麻雀的事情，很热闹，但是这件事情科学院的科学家知道了以后，很忧虑，虽然那时候没有生态这个词，但是觉得这样打下去不得了，将来会有新的祸害，麻雀是吃粮食，但是他更吃害虫，他是一个生态的平衡，我们当时，还有动物所的老专家，还有其他的一些专家，在青岛开会，马上就说这个事情不行，而且当时有一位专家还说，1744年，非德里大帝也不喜欢麻雀，他们把麻雀都打掉了，他不喜欢麻雀的叫声，真的因为他国家小，打掉了，最后果树都不结果，后来从国外引进麻雀，他举这样的例子，这件事情一般人是不敢说，他已经说了，毛主席是绝对权威，你还敢反对，但是科学院科学家们尊重的是知识，尊重的是科学，这个时候中国科学院的党组书记张劲夫，以他个人的名义，给毛主席写信，关于麻雀贻害问题向主席报告，后面附了我们科学家关于麻雀国内国外所研究他们的一些结论，毛主席知道以后，毛主席放了很长时间，留着不发，他想来一般的人肯定把你打成右派，但是他考虑是科学家，过了几年以后，到了1962年的3月，1960年的3月18号，他后来在另外一个文件的批示上面，还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待之以臭虫，这件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应该说这里边有科学家如何坚持真理，如何顶住高压去维护真理的这样非常优秀的品质，也反映了科学院高层，当时的高层领导，我想如何来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当然我想在这里边也说，向毛泽东主席，在那种权威的情况下边，就这么一件所谓的小事，他还是最后虽然长达五年，最后还是改正了自己，我说也是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的一个表现。这个事情我觉得都在我们院史里面都有很多的反映。 9:47
[郭传杰]:除了这四个以外，还有一个我说，历史是透视未来的镜鉴。我们都说走向未来，特别是我们年轻的同学们要走向未来，未来往哪儿找，未来怎么定位？当然有未来的一个因素，但是还有百分之相当大的因素是从过去走过去的。没有过去就没有这个智慧，你很难走向未来。第三一个是需求，院里面为什么开展这个知识竞赛，院里面有这个需求，经济学认为有供求原理，我已经有的东西我就不需要了，正因为我现在没有，以前有人说以色列那边，他是不经常讲爱国主义的，他是非常爱国的，只有有的时候出现爱国主义不太时髦的时候，不太为大家所信仰的时候才强调爱国主义，大家为什么说我们现在创新能力不足，现在我们国家应该说科研的经费的投入，已经是相对于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已经不知道强多少倍了，现在在国际上，我们也已经在，除了美国以外，我们总体的投入最多，我们的人员不仅是最多，而且人员的质量，年轻，有活力也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我们的研究平台也挺好，我们试验设备也挺不错，但是我们重大原始性的创新成果，我们重大的继承性的创新成果有多少呢？我想可能还是创新能力还是很不足。再有一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到现在，我们的整个科研环境，特别是科研道德的这个水平在下降，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当然最近这两三年，可能比较多，为什么科研道德的事情成为我们全社会不仅仅是科教界，全社会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我想这里边可能把科学精神，把科学院的院史里面的好多东西有点失落，有点忘掉的也是一个原因。这是我觉得一个需求。 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