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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海建
调研数据显示，愿意回农村定居的农民工只占8.8%。只有7.7%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回农村定居，而老一代农民工的比例为13.3%。有研究资料显示，失地农民约4000万，在土地出让金中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获利丰厚，而农民获得的收益却相对较少。（10月31日《新京报》）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城乡之间的疏离，不是年份可以表征的度量衡。如果单纯从趋利避害的逻辑上分析，我们很容易将新生代农民工“不愿返乡”归结为思乡情结、乡土意识、家庭观念等浅显层面，但事实上，城乡差距自古有之，为什么在差距缩小的路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奔走、甚至厮守在城市？
这个问题令人联想起近期《人民日报》等媒体对“逃回北上广”现象的思考。时隔不过一年，当初那些选择远离北上广去“安放青春”的年轻人，又从二三线城市回归北上广。北上广于是成了名副其实的“围城”：身在其中，时常纠结；一旦离开，分外留恋。群体选择的背后，是笃定事实带来的现实选择。
其实，早在白领们“逃离北上广”之前，新生代农民工已经用脚步做出了更为准确的选择。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珠三角等沿海城市有大量农民工因订单而失业，事实上，不少失业的农民工仍“滞留”在城市。彼时，不少专家学者将之归因为新生代农民工没干过农活、吃苦意识差、爱挑剔云云，但此类“弊病”不过是人之本能，并未能真正解码新生代农民工恋栈城市的真实动因。而今，当白领们无法忍受二三线小城市的“寻常生活”时，社会对“逃回”与“留恋”的反思才较为接近事实的本来面目。
农村或小城市之“小”，不在于没有高档商场、KTV，也不在于马路与大楼的区别，而在于其间的隐性成本与价值状态。一者，农村虽然有厂、有企业，“托人说说”就能揾工，但也正因为一切靠熟人规则成事，很难找到能实现梦想的星工场；二者，公共服务差强人意，创业或办事的权力成本过高，而低效率、无责任的乱象又无法通过“公共监督”或“投诉”的方式加以纾解。相对而言，大城市是在办事、农村是在“理人”——前者程序可稽，后者则有较大的随意性。
理顺这层利害，就知道返乡与否决不只是虚荣不虚荣的考量。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相对公平性，是新生代农民工最大的归属感与安全感。梦想、尊严……凡此种种，不只是小白领或新生代农民工的渴望，而是人类亘古的精神诉求。这是一场方向与路标的选择，激荡或洋溢在大城市的那些亮点，即便因为“高房价”、“户籍门槛”等忽而“浮云遮望眼”，但一朝离去，总能发现其间的珍贵与不易。
流动创造财富，公平兑现梦想。那些宁愿在城市角落漂泊也不愿回乡的人，未必个个都是虚荣的傻瓜，相反，他们也许更知社会冷暖、更懂得生存的价值与意义。2010年初，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2011年初，全国总工会在《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中提出，试行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落户制度。因为生于改革开放之后、长于经济迅猛发展之时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上有着“新中国”的印记与影子，他们不单单是一个年轻的族群，而且迟早是承载国家荣光的引擎。他们的“家”在哪里？需要我们去静心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