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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和农村并不对立
农业和农村地区是中国发展最敏感的一根中枢神经，也是一些人批判和否定大都市的深层社会文化心理根源。在都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的“空心化”、农业经济的“破产化”、农业文明及其价值理想的“消失”，使人们把“大都市”与“农村”对立起来、甚至产生城市化导致了“伪新农村”等偏颇认识和抵制情绪。
这是特别需要警惕的，因为它只看到了城乡之间在人口迁移、资源分配、文化消费等方面的矛盾，而没有看到大都市在更高的历史层面为综合解决城乡矛盾提供的重要理论资源与先进实践框架。首先，以中国最头痛的人口问题为中介与桥梁，都市化进程可以极大地促进中国人口的结构性转型。其次，以先进的经济要素与生产方式为学习、模仿、追求的对象，大都市的发展有助于推动中小城市经济、乡村经济的升级换代与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再次，作为人类文明与文化实践最高成果的都市文化，在推动传统乡村文化与生活方式的现代转换，缩小城乡文化差距，促使城乡文化形成良性循环等方面，也一直承担着主导性的作用。
新农村的建设与发展，不是远离大都市，而是如何更好地接受都市化进程的影响与辐射，才能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目标。
如何看待“国际大都市”
真正影响中国城市发展的，并不是“国际大都市”或其他什么类似的概念、口号，而在于中国城市自改革开放以来选择的经济型城市化模式。经济型城市化是以GDP为中心、一切服从于发展经济生产力的城市发展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城市发展模式可用芒福德的“罗马化”来概括，即城市什么都要最大，比如要有最高的大楼、最大的百货公司、最大的文化产业园区。特别是很多城市为了追求最大，完全不顾城市的承载极限和普通市民的感受，使我们的城市始终处在一轮比一轮更激烈的“城市大跃进”中。
只要这种以GDP为中心的经济型城市化模式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不管过去打着“经济中心”、“国际大都市”的招牌，还是现在打着“文化大省”、“文化强省”或“生态城市”、“宜居城市”的旗号，结果都是“换汤不换药”。
大都市在集聚人力、资本、文化等资源的同时，必然进一步激化或加大城市与乡村、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的矛盾与差距，由此导致比一般“城市病”更严重的“都市病”或“城市危机”，它们直接表现在城市管理、经济发展、交通运输、社会治安、居住、医疗、教育、社区服务等方面，这是“逆城市化”在中国很有市场以及声讨“国际大都市”的根本原因。
在当下最关键、最首要的是树立一种正确的城市观或都市态度，无论人们情愿与否，由于“大都市”与“城市群”集中了全球、国家或地区最重要的经济社会资源与精神文化资本，已成为中国社会改革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最真实的现实背景与最有力的支撑系统，甚至说，无论是当代中华民族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生存与进步，还是中华文明对未来的人类世界做出什么贡献，在实际上也主要取决于中国“大都市”与“城市群”能否实现科学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微博)都市文化与传播研究院院长，教育部《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