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俊海举例说，在欧洲一些地方，某个彩民中了大奖，照片、个人信息全都在报上公开，而这些国家恰恰是相当重视个人隐私权保护的。

而在今年8月22日，一位意大利彩民花2欧元中了奖金高达1.47亿欧元的“超级乐透”大奖。透过信息披露，人们知道这张彩票是在意大利小镇巴尼奥的一个投注站售出的，但无从获知获奖人是谁。

因此，刘俊海认为，对于彩民而言，他有权决定“是否公开自己的中奖隐私”，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公开自己的隐私”。

“但是，不应忽视的一个问题是，作为一般彩民或者公众，他们具有知情权。而彩票管理条例没有提到公众知情权的问题，也没有提到彩民隐私权应当保护到什么程度。”刘俊海说，“既然中奖彩民的奖金来自广大彩民购买彩票的价款，社会公众当然享有知情权。”

有观点称，“中奖者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之间形成了一种博弈”。刘俊海认为，这并不是博弈的问题。中奖彩民的隐私权与公众的知情权同等重要，没有高低贵贱之别。作为彩民，想自己的隐私权保护得越多越好，而公众却想知道得越多越好。两者往往是相冲突的。因此，刘俊海认为，有关部门应当协调这两种权利，比如和中奖彩民进行沟通，将中奖彩民认为不敏感的信息向公众公开，或者通过技术手段，比如隐去其姓名等，向公众介绍其买彩票的过程等情节。协调好这两种权利，是一门艺术，有关部门需要认真研究，不能强调一方而忽视另一方。

保证程序合法公正方能消除疑虑

“为什么一旦有人中大奖，很多人就想知道其中有没有问题，会不会作假？”国内较早专门研究彩票的业内专家李刚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彩民买彩票中大奖是完全合理的事，虽然是小概率事件，但他有可能拿到奖金池里所有的奖金。但是，很多彩民的质疑、社会公众的怀疑并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事实上，发行彩票过程中已经出现过一些作假行为。”

他举例说：“曾经信誓旦旦用人头担保没有作假的西安宝马彩票案，后经调查发现，这些发过毒誓的人一个个都参与了作假。这是比较早的，此后又发生了一些。而且，深圳的‘软件工程师木马篡改福彩数据’案也刚过去不久。”

今年6月，深圳某公司的软件工程师程某先行编写了一个可以自动运行的木马程序，利用与福彩中心合作的机会，进入福彩中心机房将其植入。一旦摇奖结果揭晓，该程序会自动将程某购买的彩票修改为一等奖的号码，由此中得5注一等奖。

一位每个月都要花一百多元买彩票的老彩民，面对本报记者的采访，不断地强调说：“神了神了，花176元只买88注的同一组号，有违常理，千万别到时候又发现是假的。”

“从工作人员的舞弊演变成利用程序设计上的漏洞，对发行部门带来的挑战越来越大。作为彩票发行部门，首先要做的就是要保证发行彩票的各种环节合法公正。”有业内人士分析说。

这位人士告诉记者，依据相关规定，国务院民政部门、体育行政部门依法设立的福利彩票发行机构、体育彩票发行机构，分别负责全国的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发行和组织销售工作。既然是管理部门，保证整个发行环节的合法公正就是其第一要务。

更有分析人士进一步指出，从表面上看，公众质疑的是大奖得主的真实性，而实际上这是公众对整个彩票操作程序公开、透明的质疑。虽然一切暂且只是猜测，这次开奖可能没有任何违法的问题，但是面对异常强烈的社会质疑，监管部门理应负有责任出面为公众答疑解惑。

“彩票发行机构一味地将自己认为是管理机构，这是不妥当的，发行机构实际上也是服务机构。”李刚认为。

正是基于“服务”的理念，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福彩中心应本着服务的精神，尽可能向公众介绍相关情况，消除公众对合法性、公正性的疑虑，同时和中奖彩民进行积极沟通，在保障中奖彩民隐私权的情况下，满足社会大众知情权，而不是消极地面对社会大众。(本报记者周芬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