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江苏盐城杨集乡东兴村,54岁、患食道癌的郭义井站在自家门前。
浙江杭州萧山,钱塘江边堤坝上的人们注视着一个正在排放污水的积滩。
肮脏的水,“很呛的异味”
巨龙化工厂投产半年后,东兴村四周的河道里的鱼虾荡然无存了。“我们昧良心啊,田里打的稻米自己不吃,卖到外面去”
“我从胡阿条媳妇那里借来照相机,到南阳开发区的污染厂排污口拍照,往江城路这里到大展生化旁的沟里,有红色的污水往沟里排。凯星、科本(化工厂名字,记者注)都往沟里排。”2004年3月31日,韦东英写道。
从这天开始,老邵和韦东英夫妻为了记录化工厂排污,开始了拍照。后来,一位前来采访的记者赞助了他们一台傻瓜相机。
“早晨,我在钱塘江边的排污口看到了死鱼浮在污水中,就打电话叫葛建华拿照相机把当时的情况拍了下来。晚上,渔民戴金海和蔡本刚一起到钱塘江里去捕鱼,渔网刚刚放好,看见三号坝头的排污口在大量排污水。把整条江染成了红色,还看见小白点子在水面上浮动。”
这是2003年7月15日韦东英的日记,第二天,她家的自来水变成了黄色,儿子只好借用胡阿条家的井水洗澡。
苏北平原的村圩子也开始发出了“很呛的异味”,巨龙化工厂投产半年后,东兴村四周的河道里鱼虾荡然无存了。“那时,化工厂附近有个浴室,将河水烧热使用,不少村民洗过后浑身发痒、头晕,还有人当即昏倒在浴池中。”段德桂的咳嗽变得严重了,“村子里有十来个人在厂子里打工,有一个人死掉了,因为化工原料泄漏。”后来,大多数人逃离了工厂,不再去做工。
刘文达在巨龙化工厂不远处承包了一个7亩多的鱼塘。化工厂墙后一条小小的排水沟将污水运到鱼塘里。“三千多斤半成鱼死光了。差不多要破产了。”
“我们昧良心啊,田里打的稻米自己不吃,卖到外面去,再买外地的米吃。”段德桂想起一件往事,一个粮贩子用极低的价格把东兴村附近几个村子的稻米收购后,转卖到几百里外的扬州市,被当地的工商局查出是重金属严重超标的有毒大米。
林景星教授来到山东肖家店村时,看到了一组当地环保部门拍摄的照片,那是2001-2004年上游工厂向汶河排放污水的画面。他们也在肖家店村拍摄到了遭污染的大汶河情景。河水散发着一股刺鼻的臭味,水面已经变成了黄褐色,上面还漂浮着一层油腻腻的泡沫。
“晚上水很臭,在河边住的晚上都不敢开门。原来这个大汶河的水,鱼也好,现在水成酱油色了,河里鱼都没有了。”肖家店村民说,一浇地,庄稼都药死了,庄稼都受不了,就别说人喝了。
就是这样的水,环绕在肖家店村周围。尽管又臭又脏,但却是村里唯一的灌溉水源。
韦东英一年比一年担心钱塘江,她每篇的日记中都要提到钱塘江的排污口。“我到江边收鱼,看见江面排放的污水有绿色的漂浮物,我叫渔民郑一民把绿色的漂浮物用瓶子装好。用照相机也把当时的情景拍了下来。”
韦东英坐不住了,她取了家中的自来水水样,到市里找人检测。“检测站的人很小心地说千万不要说出去是他们检测的。”几天后,检测的人给她发来一个手机短信,水样PH值6.28,偏酸。
2006年,萧山市环保局的监测报告显示,南阳化工园区每天向钱塘江排放的污水达2000多吨。
苏北东兴村的情况愈发不妙,与巨龙化工厂对门的东兴小学生最先采取了行动。“孩子们在那里受不了啊,头晕得上不成课。”于是,孩子们一个个退学了,家长们每月花60元钱送孩子到几公里外的村去读书,200多学生的小学校从2003年开始,便没有了朗朗书声。
山东肖家店村的村民从1985年前后就看着大汶河开始变黄,那是山东乡镇企业高度发展的黄金时代。“20多年了,就没见这条河好转过。”
2004年,村里打了一眼200多米深的水井,借此躲开大汶河从百里之外冲来的有毒之水。
不断增加的死亡名单
苏北东兴村于2001年开始遭遇与坞里村同样的不幸。“以前二组是368人,现在还有241人,除去外迁的,就是死于癌症的”
韦东英所在的浙江省萧山市南阳镇坞里村第一个死于癌症的是邵关通的二哥,那可以追溯到1995年。“去年就埋掉8个人了,都是癌症。乳腺癌、食道癌、肝癌、肺癌、胰腺癌等是高发的。”韦东英记录着,邵关通的姨父是去年死于食道癌的。
苏北东兴村在2001年开始遭遇与坞里村同样的不幸。“第一个死的叫戴玟,接下来是刘其洋,都是50来岁,还没到老的年龄啊。”段德桂也不能断药,虽然外债欠了不少,可他还是想法凑出保命的药钱。
东兴村民以2000-2005年为时间段对当地癌症患者(已死亡及幸存者)进行了统计。其中,包括死亡及幸存者在内的癌症患者共99人,呈逐年递增趋势。食道癌48人,约占48%,肺癌18人,占18%,肝癌14人,胃癌13人,其他为肠癌等癌症。
林景星在山东肖家店村碰到一个叫肖平(音)的人,她的脸上挂满了哀伤。一年前的4月,她的丈夫突然因食道癌死掉了,年龄只有29岁。丈夫的死才是噩梦的开始,不久,她的公婆也因食道癌先后辞世。在短短3年之内,一个五口之家却只剩下了孤儿寡母―――肖平和她的孩子。一个热闹的大家庭变得空荡荡。“晚上想起都出汗,太可怕了。”这位可怜的寡妇说。
江苏省阜宁县杨集镇东兴村54岁的郭义井刚从盐城市医院回来。“花了4万多块钱做了手术,农村合作医疗报销了3800元。”他是2003年就得上癌症的,“开了三个刀口,胃被移到了身体上部,变小了,一天要吃6顿饭。”
他的家在村子北部,“早上散步不敢往东边走,气味太难闻。”他担心着,说不定哪天,自己就成为村子里死于癌症的下一个。
郭义井担任过东兴村二组的组长,“以前二组是368人,现在还有241人,除去外迁的,就是死于癌症的,村里的总人口是下降的。”
这个不幸的苏北村庄,40-50岁之间的村民正成为被癌症击中的主力,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于10人偏瘫不起。
山东肖家店村支书杜先富忙着他个人的生意,已经不愿多谈及村里的癌症。“上头来查过多次了,该免费治疗的也在治着。”村民们也与村支书保持高度一致,“别再说我们村有癌症了,男孩子讨不到老婆,女孩子嫁不出去,那可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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