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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快了还是慢了
“正常的城市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过快的城市化弊大于利,我们应当认真考虑城市化速度了。”吴必虎说,为谋求高速发展,近年在一些党政部门甚至兴起一股“5+2、白加黑”的作风。
“强调短期内必须把路修好、设施建好。跟老百姓商量来商量去,土地开发不成,因此催生强拆现象。很多城市没有规划好就仓促上马,有的边规划边建设,更有城市建设后补规划。”吴必虎说,“为什么城市下水道没人投资,为什么一些地方农民子弟学校被拆掉?土地开发出GDP,而服务业、农业、基础设施、民政福利投资等对GDP快速增长很难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地方政府不太愿投这个钱。”
吴必虎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单纯理解经济建设就是GDP增长。
不过陆铭认为,中国城市化的速度还是太慢了。目前城市化的进程应与工业化的进程相配套,中国二、三产业占GDP总量90%,官方公布的50%的城镇人口在从事占GDP10%的第一产业,一个直接后果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倡导小城镇建设,认为发展中小城镇可以避免大城市存在的问题。一直以来,鼓励小城镇发展也是中国一项重要政策。包括目前的户籍制度改革重点也是中小城市,大城市限制仍旧比较严格。
“这种提法未必是正确的。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大城市发展的好处,大城市有更大的创造就业,增加收入,提升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大城市人口密度高,有节约能源、占地的好处。大城市出现拥挤、污染、犯罪率高的问题,放在全世界看,并不一定与城市规模正相关。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技术和管理加以改进,而不能通过限制城市的发展来逃避这些现象。”陆铭说。
陆铭认为,长期以来,我国的户籍制度制约着人口城市化的进程。经济发展,产业的成长没有充分吸纳农民进城。不少农村人在城市打工,回老家盖房,在城市干不动了还是告老回乡,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实际上是慢的。
对于中国户籍制度,陆铭曾在多家媒体写文章呼吁改革。“户籍制度本身造成大量成本,比如收入不均等、劳动力市场机会不均等,一些大城市形成外来人口聚集区,居民幸福指数不高,对于政府的信任程度下降。政府大量的维稳成本一定程度上也在为户籍管理带来的负面效应埋单。”
他呼吁加快户籍放宽的速度,降低门槛。在他看来,上海40%的外地人,广东一些城市50%到70%的人口没有本地户籍,这种管理太严格了。其实一些高门槛没有必要,分工差异使得大城市更能为低技能劳动者创造就业机会,而这些岗位又是大城市所必需的。户籍制度造成高低技能劳动者身份的差距,对城市和谐发展是不利的。
“要以是否长期稳定就业,缴纳社会保障金来衡量是否获得户籍。一个在上海送了十年牛奶的人,为什么就不能长期在上海待下去呢,既然大家都需要这样的服务?”陆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