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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官方标准,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国际历史表明,城市化率达到50%会进入加速过程,60%至70%进入减速阶段
从数据看,自从1978年那场伟大变革开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取得令人炫目的成就。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徘徊于8.5%上下。2012年,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2年社会蓝皮书》,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数千年来首次超过农业人口,达到总人口50%以上。
正如上述不同的衡量标准一样,历经30多年发展之后,如何评价今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呢?
城市化绝对不是土地的城市化
谈及中国城市化,第一个争论就是:到底什么是城市化?2012年初夏,中国社科院发布《2012年社会蓝皮书》说“我国人口城市化率已达50%”,这包含了没有城市户口的常住人口,它公布说城市户籍人口为33%。
对此,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陆铭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国际上的城市化指标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国内外对城市人口的定义存在着巨大差异。国外按照人口密度,一个地区人口达到一定密度称为城市,区域内的人全是城市人口。但中国城市人口定义分为城市户籍人口和城市常住人口。”
众所周知,常住人口与本地城市人口,享受到的服务存在差异。陆铭举例,公租房、廉租房在大多数城市并不覆盖非户籍人口。
北京大学城环学院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吴必虎把这一情况视为“半城市化”。他说:“这个群体在城市上班,户口还在农村,但在人口统计时算城镇化人口。而地方政府为了节约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农民工子女就学等开支,不太愿意把他们纳入城市户口。所以人口的职业城市化快于人口社会地位的城市化,表现为半城市化的现象。”
在中国,比人口城市化更快的是土地城市化。据陆铭研究,城市扩张现象在西部最为严重,中部其次。他对280多个城市建成区的扩张速度与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之比进行了分析:全国来看,这个速度比是两倍。东部城市差别不大,西部是非农业人口增速的三倍。他认为,中国土地城市化扩张过快主要在于内地。
吴必虎说:“城市面积扩张过快源于地方政府急切渴求土地,一些城市征用土地报给国务院审批时,可能已经提前用完了未来二十年的土地。地方政府、开发商及建筑商等利益链上的人为获得更多收益,热衷于推动土地城市化。”
“城市化绝对不是土地的城市化。但只要国家政策允许,地方政府尽量把农业用地转化成非农业用地,为了财政创收和经济的增长。”陆铭说。
“城市化大跃进”?
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曾认为:“城市化大跃进”已超出城市化正常轨道,出现了盲目追求大规模以及严重浪费土地等令人不安的一些趋向。
近年来,尽管国务院三令五申控制开发区和城市土地占用,但城市“大”规划和建成区蔓延式大扩张的现象还在继续。
吴必虎认为,这带来的最大危害是社会不公。“大量土地是来自附近农村,在征用过程中,地方政府以低价从农民手里获得土地,转手以几倍甚至上百倍的价格卖出,即所谓的土地财政。”
已经被城市化的土地又是如何被利用的呢?吴必虎介绍:“不少城市在建第二座城市,以工业开发区、高科技开发区、工业园区等形式出现,这些开发区60%以上是不成功的,出现大量圈地抛荒现象。新区房子卖不掉,工厂垮台。”
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城,曾引起极大关注,由于工业区没有工业,住宅区人烟稀少,被外界称作“鬼城”,被舆论称为中国各地新城中最为极端的缩影。
陆铭说,这反映了用地指标超过实际用地需求。人们试图给内地城市更多用地指标,提供更多经济发展的空间,却忽略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陆铭团队的研究成果显示,与发达国家、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中国虽然劳动力丰富,但经济发展创造就业的能力是相对偏低的。目前的用地政策在鼓励偏资本的产业,影响经济吸纳就业的能力。
“内地土地利用效率低,导致城市面积扩张,实际上没有招来那么多厂,创造不了预期的就业,农业人口变成非农业人口速度就慢了。”陆铭说。
在急速的城市土地扩张中,最令陆铭担忧的是,哪里地便宜企业去往哪里,不少企业搬离东部,造成一种产业转移的假象。企业的生产和运输成本上升,尤其对于外贸企业而言,远离港口成本倍增,不利于中国产品与东南亚国家竞争。
相比西部出现的土地抛荒,东部地区土地可谓寸土寸金,不少城市瞄上海滩山头,于是出现了大量填海削山,造出工业、农业用地的情况。
“这种代价高昂的拓地方法,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一些岛屿已经消失。土地资源按照计划经济的方式配置,未来十年内必须要改变。纠错成本也是一种资源浪费。”陆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