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国际现代化的历史经验

国际现代化的300年进程，不仅提供了大量事实，而且包含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首先，国际现代化不能盲目行事。国际体系的结构具有相对稳定性。没有充分的物质基础和合适的国际环境，单方改变国际结构和世界秩序的努力，很难成功。虽然霸权周期转移论受到许多批评，但是，霸权周期和国际体系的稳定性是紧密相关的。

其次，国际现代化不能急于求成。国家的国际地位是可以改变的，但短期和中期改变的概率都比较小。例如，从非经济发达国家成功晋级经济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根据人均GDP水平分类），在18世纪有美国、加拿大和爱尔兰，在19世纪有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阿根廷，在20世纪只有挪威、芬兰、日本和新加坡。

其三，国际现代化不能过高估计。国家现代化的成败，是国家自身努力与国际环境共同决定的。国际现代化不能决定国家的成败，但可以影响国家的成败，加速国家分化。对于国际现代化的作用不能过高估计。国际依附只是一种暂时策略，而不是一种长期战略。

其四，国际现代化不能忽视内因。在国际现代化过程中，很多时候内部因素是发展中国家失败的主要原因。在导致国家失败的内部原因中，地理条件、社会制度、文化观念和人的作用不能低估。在国际互动过程中，有少数人可能会背叛国家利益、损公肥私或出卖同胞利益获取个人好处。虽然这种人非常非常少，但其危害比较大。

其五，国际现代化不能一相情愿。国际现代化的国际互动是双向行为，不能一相情愿。在国际现代化过程中，单方面的追求国际合作和国际交流，犹如害相思病，可能付出很大代价而一无所获。根据利益互动原理，利益是国际互动的决定性因素；建立在互惠互利基础上的国际互动，有可能是持久的和可以信赖的国际互动。

其六，国际现代化不能本末倒置。国家现代化是根本所在，国际现代化是一种措施。国际现代化是提高国家水平的一种途径，而不是目标。不能把国际现代化作为目标，不能把国际化程度作为考核指标。国际化程度只是一种分析和参考指标。不能片面追求国际化和全球化。国际化和全球化必须服务于国家现代化的战略需要和国家利益。

其七，国际现代化不能追求完美。在许多时候，国际现代化是一种信息不完全、地位不对称、环境变化快的国际博弈。这种博弈可以是零和博弈，也可以是非零和博弈。在有些时候，看似理想的国际互动，可能就是国际陷阱。国际误导和欺骗时有发生。国际互动没有最佳模式，只有理性选择。

其八，落后就可能挨打，农业文明无力抵挡工业文明。落后的小国，可能没人关注；落后的大国，往往被人蚕食。落后的经济大国，不仅不是世界舞台的主要角色，而且在有些时候是先进国家的瓜分对象。在18和19世纪，瓜分的是政治利益，包括土地和权利等。在20世纪，瓜分的是经济利益，包括资源和市场等。在21世纪，瓜分的将是战略利益，包括观念和知识等。在知识时代，先进国家可能成为头脑国家，落后国家可能成为躯干国家；农业文明无力与工业文明竞争，工业文明难以与知识文明竞争。

其九，理性面对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国际贸易比例和国际投资比例不是越高越好，而是要理性分析。2004年统计数据显示，国际贸易比例与人均GNP没有显著关系，外国投资存量比例与人均GNP没有显著关系，对外投资存量比例与人均GNP显著正相关，外国投资和对外投资总存量比例与人均GNP显著正相关。根据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占GDP的比例，可以把国家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高贸易和高投资（贸易和投资比例超过80%）。第二类为中贸易和中投资（贸易和投资比例都在60%左右）。第三类为低贸易和低投资（贸易和投资比例一般在40%以下）。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国家分布不均衡，贸易和投资模式与国家发展水平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其十，必须高度警惕国际战争。根据国际战争的统计分析，如果不考虑战争的规模差异，那么，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国际战争的发生频率没有下降。一些学者相信，21世纪的国际竞争仍然比较激烈，战略资源、太空资源和网络空间的争夺可能升温，国际战争的风险依然存在。所以，爱好和平的国家，需要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坚持促进和平发展，一方面高度警惕国际战争的可能性，并做好面对国际战争的准备。

在过去300年里，有些国家比较成功，有些国家不太成功；国家的成败是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决定的。国际现代化的国别经验值得注意。在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和拉美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中，有四条经验是普遍存在的。

首先，善于抓住国际机遇。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都善于抓住国际机遇。英国在18和19世纪抓住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德国在19世纪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成为欧洲强国，在20世纪抓住两次工业革命机遇成为发达国家。日本在19世纪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扩散机遇实现经济起飞，在20世纪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冷战机遇实现战后复兴，成为经济强国和发达国家。韩国在20世纪抓住冷战和两次工业革命机遇，逐步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芬兰和爱尔兰在20世纪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机遇，成为发达国家和竞争力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

其次，近朱者赤，与发达国家合作有利发展。发达国家之间相互合作，发展中国家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合作，可以提高国家水平，如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其中，日本的例子发人深思。日本和中国启动现代化的时间和起因大致相当，都是19世纪60年代前后，都是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国门，但两国选择的路径不同，结果相差很大。日本主动推进全面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并重，学习西方的制度、文化和技术。中国推行洋务运动，采取工业现代化模式，学习西方的现代技术和军事，相对忽视制度现代化。30多年后，日本抓住工业革命扩散机会，成为东方工业化强国；中国失去工业革命机会，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20世纪后50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与发达国家为伍，技术和经济水平迅速提高，先后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其三，重视科技和教育。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教育先行国家。相对发达的国民教育和高等教育，提高了国民素质。较高的国民素质，是实现现代化的成功追赶的重要条件。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都重视科技的作用。虽然它们的科技体制各有特色，如英国的基础研究体系、美国和德国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体系和日本的技术创新体系等，但是，科技在保证国家成功和维持世界先进地位方面的作用，则是大同小异。

其四，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的成功，都是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决定的。外因是世界发展出现了历史机遇、国际环境发生有利变化。内因是采取了合理的政策和对策，全面推进现代化。德国和日本曾经发起世界战争，最后走向战败，也是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决定的。拉美国家现代化起步并不晚，然而，拉美现代化没有完全成功的国家案例。依附理论认为，拉美的欠发达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虽然这种观点有合理之处，但把拉美欠发达完全归咎于外部因素是不确切的。拉美国家内部的政治腐败和动荡、贫富差距和社会分裂、注重经济忽视社会等是普遍现象，也是欠发达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