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万企联村、共同发展”活动

三、成效与问题：贯彻市场理念，着力认知提升，努力实现各个参与主体的共同发展

湖南“万企联村、共同发展”活动的持续深化，培养了一批爱国、守信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催生了专业合作组织、新型农民等一大批市场主体，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使资金、人才、技术等现代经济要素源源不断地流向贫困农村，为推进扶贫攻坚奠定了坚实基础。

1.几个突出贡献。提升了一批民营企业。对接优势资源，一批民营企业建设稳定的产品原料、企业用工等基地，实现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延伸了产业链，优化了产业结构，不断发展壮大。如怀化海联农业公司先后对接中方县、洪江等县44个村，建设3多万亩标准化柑橘、黄桃等原料基地，销售额以年均20%以上的速度增长，2013年实现产值2.5亿多元。催生了一批新兴业态。着眼资源开发、项目合作，一批民营企业用工业的理念发展现代农业，让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和农民参股，孕育了新的企业。如湖南隆平高科联手步步高、老百姓大药房等5个企业，成立了湖南隆平茶叶，建立了5000亩生态有机茶园和3个茶叶加工厂，已经成为一类茶叶集团。催生了一批专业组织。以龙头企业为依托，各类农业产业协会、专业合作社应运而生。浏阳河农业集团下辖19个专业合作社、2万多个专业种植户，实行统一供种、统一技术、统一施肥、统一收购。培养了一批新型农民。通过技能培训、智力帮扶等方式，培养了大批产业工人、科技示范户、专业种植户、农村经纪人。如深圳福中福公司董事长回到益阳皇家湖兼职，与周边10多个村对接，投资超过6亿元，5000多个农民掌握了有机农业、特种养殖、苗木花卉等产业技术。探索了一条脱贫新路。目前湖南每亩山林土地三十年以上的租金基本上在700－1200元之间，这部分租金收入基本属于农民所有；通过到项目参与劳动，农民得到劳务收入；股份合作，农民从产业盈利中得到分红；自然产品向商品转换，农民得到销售收入；与大市场连接，农民得到农产品的溢价收入。如安化的鲜茶在2011年前每斤20元，通过茶叶特色产业开发，到2013年涨到55－65元，按全县平均年产鲜茶15万吨计算，农民至少增收5.2－6.8亿元。

2.几个认识问题。一是“万企联村”会不会在农村形成新一轮“圈地”，对农民造成新的剥夺？目前来看，有这种迹象，但难以坐大成势。“万企联村”活动坚持自愿参与的原则，顺应农民土地规模经营的意愿，主要采取村委会接受农民土地流转意向委托，代表流转方与客户磋商洽谈，签订流转合同，把分散、弱小、盲目的个体生产者组织起来，有利于改变分散农户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弱势地位。坚持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量化入股的土地流转模式，变土地资源为土地资本，直接参与投资经营和利润分红，切实保障了农民土地收益。坚持规模化经营，与一家一户经营相比，效益更好、风险更小。当然，从长远来看，在“万企联村”土地流转中，要不断优化制度设计，建立和完善与土地流转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同时构建流转服务平台，建立土地流转登记备案制度，规范土地流转行为。二是“万企联村”会不会在农村形成新一轮“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让低端工业进入农村形成新的污染？理论上有可能，实践中有现象，但形不成整体趋势。关键在于管理和引导，需要把牢项目对接关口，就是提高准入门槛，把高端产业引进来，把符合环保要求的项目引进来，坚决否决消耗高、污染重、难治理的项目；需要优化农村工业布局，根据区域环境容量和生产力布局，调整和优化村镇工业布局，如活动中形成的“政府基础投入+现代产业进驻”模式，由当地政府进行整体规划及基础设施初步投入后，引导企业进驻，实施项目，发展产业，推动成片开发。三是“万企联村”会不会对村民自治制度和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带来新的影响？我们认为有影响，是正面的，并且是对自治制度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有效探索，并逐步积累正能量。许多在人力资源开发、技术培训等方面有条件的企业积极开展劳动力转移技能培训和农村实用技术人才培训，许多企业家及企业管理人员回乡兼任村支部书记、村主任或经济顾问，将生产技术、经营管理、市场开拓等新观念、新知识、新技能传输给村民，培养了大批新型农民。这些新型农民自身经济不断自主、自治意识不断增强、自治能力不断提高，极大地激发了村民的自治热情，把村民自治的组织形式和农民谋求自身发展的需要更好地结合了起来，有助于破解现实条件下村民自治的困境。 3.几个发展难题。一是认识难统一。从企业层面看，利益期盼过高，发展目标不明。从政府层面看，大项目、大投资思维使得农业产业开发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尤其当村企对接项目层次不高、辐射面有限时，一些部门甚至认为企业是作“农”秀，套取财政资金、税费减免、金融信贷支持。从乡村层面看，等、靠、要思想和法律意识淡薄困扰着产业开发，村民文化素质低、就业技能低，缺乏市场经济观念，对捐赠寄以厚望，其他则无所谓。二是要素难流动。尽管武陵山片区、罗霄山片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分布极不均衡，更缺乏有效的市场化配置土地资源方法，金融带动能力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缺乏交流交易平台，导致开发项目的萎缩。三是资源难配置。当前，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收入之差只是表象，资本量之差造成的资本收益之差进而形成“贫困恶性循环”才是症结。“十一五”期间湖南武陵山片区四市（州）实际利用外资和地区外境内资金分别只占全省的4.21%、25.6%，这又进一步加剧该地区资源配置的扭曲。四是扶持难到位。目前各级各部门对社会资金充满渴望，但企业开发不再是单一的捐赠扶贫，而是一种战略投资，导致不少部门不愿意将优惠政策公布尤其对民营企业发布，“天花板”现象严重。在政府精减机构、推进服务型政府的使命没有完成前，民营企业的竞争还是在一种不平等的状态下，对企业积极性的引导和保护存在很大的困难。尤其财税、金融、土地、生态补偿等方面的支持政策多是一些方向性、“粗线条”的要求和规定，没有可操作的配套方案。比如“在资金、项目等方面向贫困地区倾斜”，但具体向谁倾斜、倾斜程度多少、参照标准是什么并没有明确，基层无法提供精准高效的服务，“肠梗阴”经常出现，导致企业“名义优惠”多，实际享受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