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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村的新规矩
位于遵道镇的玄郎新村是花6个月建好的。2009年6月15日正式破土动工，当年12月就完工。
“我们将村子分成了8个组，从十几个建筑队中挑选出来8个建筑队，谁价格合适我们就选谁，所有的工队一起建设，所以300栋房屋很快就建好了。”孙秀华说。
为了社区长远发展，按照重建要求，新村进行统一设计规划，统一风貌。对此，很多老百姓也不理解，为什么自家的房子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建。“钉子户当然有了，多了！”回想起建村的时候，孙秀华笑起来，他用浓重的四川方言说，“各人自己想怎么搞就怎么搞，那不行。”于是，那段时期，孙秀华一家家做工作，让大家明白统建的道理。
新村按照人口给每户家庭分配了的宅基地，农民可以从多种户型中选择，在宅基地上进行自建。按照玄郎村的规定，1人户分配的宅基地为50平米，2人户分配80平米，3人户分配100平米，4人户分配140平米，5人户分配160平米，6人及6人户以上分配170平米。
在新村里，家家户户都通上了自来水，在房屋前后都有统一设计的绿化带，马路上有复古的路灯，石头砌成的水池，生活环境比以前更好了。这个小村里还建有统一的污水处理站和化粪池，通过处理的污水能够达到二级饮用水的标准。
但同时规矩也多了。“现在不能养鸡养鸭了，我们要统一把这些放到山上去养殖。”孙秀华说，为了维护新村的卫生环境，还对每家农户实行了“门前三包”。以前农民是散居在山里，如今聚集在一起进行社区化的生活，村民多多少少有些不适应。
随着2010年年初新村的入住，孙秀华的工作也多了起来，“住在一起开始不习惯，要教育，后来就好了”，孙秀华说，他现在既要管生产，又要进行社区管理。
农村变成了现代社区，村里的所有公共设施和服务都是共享的，孙秀华开始管卫生，收水费电费，还要调解聚居之后村民产生的纠纷矛盾。“以前吃的是山泉水，现在是自来水，就有费用了。”他说。为了保持村里的整洁，玄郎新村还从村里专门招聘了4位保洁员，每天打扫。
另外，孙秀华还组织村党小组来协助义务打扫。“我们将村里的党员分成了四个组，一个月内每周由一个小组搞活动，”孙秀华说，“我们村支部书记专门来管村里的保洁，是有制度、有班子的，卫生搞不好检查出来是有处罚的。”
“努力赚票子”
搬到了新的地方，玄郎村的种植业没有变，改变的是孙秀华开始带领大家搞产业化经营了。
地震后，孙秀华开始组织村里的种植专业合作社。根据国家的合作社法规，玄郎村将农民包产到户的土地整合起来，农户以承包地的预计产值来入股，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管理。玄郎村现在有800多亩核桃，500多亩猕猴桃，1100多亩竹笋。“以前农民各家种各家的，搞不好，现在统一投资经营，农民除了收益年底的股东分红，务工还能有劳务费。”孙秀华说。
按照玄郎村的做法，农民的坡地以每亩年收入200元，平地每亩年收入260元的预计产值来参股，其中也包括受灾后还耕的宅基地。“平常，我们农民都到山上了，进行猕猴桃生产和管理。”孙秀华高兴地告诉记者，现在他们的山核桃又引入了新的技术，今年新建的450亩的基地完成可期。
除此之外，玄郎村还鼓励老百姓搞农家乐，孙秀华自己就是带头人，孙秀华打算在新村重新再建一个酒店。“现在已经开始在建了，是我联合几个村民一起来搞的，投资500多万，主要目的是带动老百姓一起赚票子。”孙秀华又笑了。在此之前，孙秀华还办了房地产企业和矿厂，现在都交给了自己的女儿和女婿来打理，他说现在，他只管村里的生产，家里的都不管。
2011年，玄郎村的目标是村民人均年收入过万元，孙秀华说，目前已经基本实现，而且比震前要高很多。
几天后，当记者再次给孙秀华打电话时，他说正在参加市里的一个活动，玄郎村被评为绵竹市的“十佳美丽新村”了。
老板娘刘小蓉：“我能供儿子上大学”
震后三年，经历过生离死别，最后又坚强站起的人很多，玄郎村的刘小蓉就是其中的一位。
刘小蓉的小饭店就在绵阳市金花镇玄郎村的村口。初见刘小蓉，她戴着一顶遮阳帽，秀气的脸颊已经被阳光晒得有些泛红。“老板娘很能干，也很漂亮”，在被人夸奖之后，刘小蓉腼腆地笑了，然后大大方方地让几桌的客人多吃点菜，又开始忙进忙出了。
2009年底，刘小蓉搬进了现在新的村庄，开始筹备并经营这个酒家，来来往往的客人并不知道，这是一个怎样从地震中走出来的女人，以及这个村子在地震后的三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重新开始”
2008年5月12日的几十秒钟，刘小蓉刚住了四个月的新居就被摧毁了，刘小蓉的丈夫——一名中学语文教师也在这次地震中遇难。
刘小蓉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完全是蒙的。震后的前几天，所有人都在寻找自己的亲人，刘小蓉也在寻找着自己的丈夫，当时她依然相信生活还是正常的。当地震后的第四天，丈夫的遗体被找到，她的世界登时崩塌了。
“在把他安葬好，静静地坐下来时，我觉得一切都完了，人也没了，房子也没了，一切都无所谓了。”刘小蓉想起来依然悲痛不已，当时只剩下唯一的希望，那就是她正在念高二的儿子王宇。由于在县城学校，所以儿子安然无恙。
在随后的四个月，刘小蓉跟随村里的人到临时安置的帐篷里避难，2008年9月转移到板房。
在临时安居点的日子，是刘小蓉最难熬的时候，和所有遇难者家属一样，刘小蓉的精神受到了创伤，每天呆坐在家里。她说，“当时就觉得什么事情都可以不做了，有没有饭吃都无所谓，因为人生就那么一下就没了，没有意义了。”
2009年，陆陆续续的人来探望刘小蓉，有丈夫的朋友、还有素未谋面的志愿者。刘小蓉记得那时候，有四个留学生志愿者来看她时说的话：“阿姨，别难过，有我们在，我们会帮助你供儿子上完大学。”
后来，他们每个月都给刘小蓉寄来几百元的生活费。此时，想到还在上高中的儿子，刘小蓉开始觉得自己需要有点改变了，“那么多的好心人来帮助我，我觉得我必须站起来，我得靠自己”。刘小蓉告诉记者，就是那一刻她真的决心重新开始。
挣第一笔钱——“58元”
2009年3月，刘小蓉开始去学车。
在此之前，刘小蓉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家庭妇女，孩子小的时候带带小孩，孩子长大以后就每天做做家务，农忙的时候也去给别人苞谷地里帮忙，一天能挣30多块钱补贴家用。刘小蓉说，更多的时候，因为有丈夫在，家里什么事情都不用操心。
震后如何生存？“我一没文化，二没技术，也没什么特长，很难生活下去，所以，当时就想到去学车，不管再苦再累，我相信我能挣到钱供我儿子读书的。”刘小蓉的语气依然带着坚定。
但现实是残酷的，三个月后，刘小蓉带着新考的驾照来到镇上，没有人愿意请她做司机，因为她是一个新手，别人不相信她能开好车。
“当时也很受挫，但也没办法，就想要找办法去找点事做。”刘小蓉说。由于没有人给她开车的机会，刘小蓉想到自己买辆车。于是，她开始四处找朋友帮忙，在筹到了2万元之后，刘小蓉买了一辆二手面包车，开始跑起了客运。
由于当时镇里的交通不便，刘小蓉开始进镇上揽活儿。说起第一天挣了多少钱，“我说出来，你不要笑我”，第一天，她挣了58元。
58元，让一个农村家庭妇女真正走上了新的人生。
儿子王宇念完高中以后，刘小蓉告诉志愿者，不要再寄钱过来了。她说，她尝到了苦涩背后的喜悦，这比呆在家里的感觉好多了。这时候，刘小蓉挣的钱已经够儿子生活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