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翼城试点？
翼城农民常茂忠比起全国大多数农民来，显然是幸运的。他在1988年顺利实现了合法生育二胎的愿望。
这与人口学家梁中堂密不可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梁中堂从1978年开始参加中国人口政策讨论。
1984年春节，还在山西省委党校工作的梁中堂写了一篇题为《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研究报告，寄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文章提出采取晚婚晚育和延长生育二胎的办法，完全可以把人口控制在12亿左右的水平，又能满足农民的生育意愿，从而建议放弃“一胎化”。胡耀邦批示说：“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
经过层层审批，1985年，国家计生委副主任周伯萍批准在山西试点。被选做试点的翼城县位于临汾地区东南端，是侯马到晋东南的必经之地，山地、丘陵、平川各占三分之一，农业人口占78%，是一个典型的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县，农民人均收入300元左右，经济中等偏上。
选取这样一个普通的县城，梁中堂的初衷，是要证明“晚婚晚育加间隔”是一个无需专人控制，即可以在农村普遍复制的生育政策。
“同时，我们也想在一个人口底子比较清楚的地方做试点。”梁中堂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地方政府和群众的意愿非常重要。”临汾地区和翼城县都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忱。1984年4月底，在山西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赵军的建议下，梁中堂到翼城县调查，该县在80年代初是山西省计划生育战线的先进县。
时任翼城县委书记的武伯琴甚至还没有听完梁中堂的介绍，就立即表态说：“翼城县做这方面的试点，是为摸索中国式计划生育道路做贡献，别说试验成功了对我们县有好处，即使试验失败了，对翼城县的农民来说，能有什么损害？我代表县委欢迎您选择翼城县做实验。”
在翼城县调查摸底的过程中，梁中堂发现，农民对于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基本同意，“哪怕迟一点生，只要能生两个孩子，哪怕是两个女孩都行。”
时任翼城县计生委主任的安斗生等几位计划生育干部的业务素质和对工作的投入精神也令梁中堂兴奋不已，“翼城县计划生育工作基本条件至少不是较差的，如果在这样的县里由我亲自指导试验还不能有明显的效果，我提出的办法在全国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试点的最终目的在于，要摸索出一条“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中国式的计划生育道路来。
1985年7月，经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山西省委省政府批准，翼城全县农村开始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可生育二胎的政策。
试点政策的控制重点是女性年龄。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基础上，农村男女青年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法定年龄推后3年结婚生育者，可以在妇女30岁左右时生育第二胎。
具体操作中，女性的初次生育指标和结婚证书同步发放，而农民家庭要求生育第二胎的，则要在妇女27周岁前提出申请，由乡一级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审批后，列入全县生育规划，并发放准生证。安斗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想生两胎必须晚婚。”
1985年7月翼城县委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翼城县计划生育试行规定》，强调试点政策“至2000年不变”。
当时，翼城县总人口26万，约占山西省总人口的1%；以“晚婚晚育加间隔”政策推算，2000年总人口可以控制在29万多，接近中央下达给山西省人口目标3000万的1%。
没能推广的试点经验
“晚婚晚育加间隔”试行后，翼城县的干群关系改进，“那时的工作重点在于，能不能实行晚婚，能不能实行晚育，能不能实行间隔生育，主要抓这三关。”安斗生说，通过宣传，人们的生育观念慢慢改变，计生工作一年比一年好做，“独生子女少，三胎也少，还是二胎多。”
常茂忠们的婚育观念在试点中也发生了改变。1988年，常茂忠的第二个女儿诞生，“既然生了，我也不太在乎是男是女，女孩也能养家，女孩照样可以成才。”常茂忠承认最初有一点点失望，但是他现在很为自己养了两个女孩庆幸，“生了女孩是福气”。
2005年的时候，大女儿结婚，招了上门女婿：“我就要在家里照顾父母。”大女儿的孝顺让常茂忠非常欣慰，他逢人就称女婿为儿子。在翼城，像常茂忠这样招上门女婿的做法非常普遍，某些村庄甚至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家都是招亲，有些上门女婿还被选做村干部。
2007年，小孙女满一周岁的时候，女儿女婿就决定要领取独生子女证，常茂忠很快就认可了女儿女婿的选择。
他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算了一笔账，从小孩出生到大学毕业，没有二十来万根本不行，“这家伙现在可了不得，老是嚷着要买好吃的好玩的。”
邻村东浮图村的李跃虎夫妇则犹豫了好多年：“养孩子不容易，不能说初中毕业就不让读书了，你现在出去打工说是初中毕业就没人要了。”同样是靠“打工+种地”谋生的李跃虎，对于20万才能供养一个大学生充满了忧虑。
“要娃少，负担轻，可是上了年纪又没人管。越穷越要娃，负担太重。”李跃虎对于养老的担忧和恐惧最终占了上风，“我爷爷只生了妈妈一个人，爸爸是招亲过来的，现在我妈妈都七十多岁了，还要管我九十多岁的老爷爷。”
李跃虎不愿意自己年老时也像母亲和爷爷那样凄凉。2008年6月份，李跃虎的妻子在34岁高龄上又给他生下一个儿子，大儿子已经12岁了。李跃虎夫妇俩现在最惆怅的是：两个儿子就是不上大学，每个人娶媳妇也要花个八九万块钱。
常茂忠则相对要轻松许多，他现在既不发愁自己的养老问题，也不担心女儿：“现在年轻人可以在年轻的时候存钱给自己养老，怕什么！”家里新配置的空调和电脑也时刻提醒他要紧跟时代步伐。
尽管人们仍然普遍希望养育两个孩子，但是选择只生一个孩子的已婚夫妇已经越来越多。目前，翼城约有八分之一的已婚育龄妇女家庭主动放弃生育第二个孩子，而双女绝育户达到双女户总数的80%以上。
2000年，翼城县的总人口是30.023万，实现了试点政策之前制定的把人口总量控制在30万人左右的目标。同时，占山西省人口总数的比例也从1985年的1%降低到2000年的0.93%。
2000年以来，翼城县的人口出生率连续低于10‰，接近零增长。
翼城经验显然对决策层有所触动。1986年12月，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讨论了翼城试点的作用和意义。1987年9月，时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王伟考察翼城试点工作，并在该县主持召开了全国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会议。梁中堂建议，在山西全省有步骤地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的办法，但是因为当时省委领导的看法不一致，翼城县的经验没有得到推广。
全国人口形势在计划生育20多年后也发生了变化。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证实，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33，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有专家预测，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口有1／3在60岁以上，80岁以上的有上亿，不到两个劳动力就要抚养一个老人。
新的人口形势下，山西省人口计生委近日规定，从2009年6月1日起，符合规定生育二胎的夫妻，将不再受“女方必须满28周岁”的年龄限制。全国30个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地方省份中，也累计有10个地方取消了合法生育二胎需要等3年或等4年的时间限制。
翼城县计生局局长韩家芳目前最担心的是，在其他地方相继取消生育间隔的情况下，翼城县的“晚婚”和“间隔”的要求将如何贯彻实施：“这个给基层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比如，24岁生育了第一胎到28岁才能生第二胎的这些育龄妇女，我们要重点管理，这就增加了很多工作量。”
翼城试点带来的经验能否带动其他地方走得更远些？梁中堂说：“不如让人们自由决定婚育。” 本刊记者/杨正莲(文) 刘震(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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