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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考问中国
——流动中的中国(下篇)
当下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以顶层设计思维来完善“流动中国”的制度设计,推动社会改革。横向流动的解决之道在于:流动人口的治理逻辑必须让位于城市移民的权利逻辑,实现向“移民社会”的转变。纵向流动的出路在于:切实减小收入分配差距,培育壮大中等收入阶层,激活固化的社会结构,畅通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渠道,提升社会整体活力。
“移民社会”:打破户籍瓶颈,加快流动人口市民化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当下城镇化发展内部“二元结构”的矛盾日益凸现,这种矛盾既包括城镇居民与流动人员及其随迁子女在生产生活条件上的差异,也包括城镇棚户区困难群体与大多数市民在社会资源分配上的差异。特别是住房、教育、医疗、就业等社会保障难题,持续困扰着城市流入人口。
先后当过水泥工、电工、电梯维修工的李明宇今年43岁,一家四口从河南迁移到上海已有10余年,至今租住在仅19平方米的老公房“格子间”内。李明宇说,大多数城镇的外来务工人员尚未成为保障房安居工程特别是公租房建设的受益者,实际操作中还存在户籍等许多条件的限制。
2012年底,京沪粤等地纷纷出台异地高考方案,均与户籍管理制度挂钩,设置了较高的门槛。这一结果与广大流动人口的期望相去甚远。他们对解决随迁子女在流入地读书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诉求:一是放宽非户籍常住居民及随迁子女的认定条件,二是配套取消对随迁子女入托、上小学、参加中考的限制,三是尽快公布方案的具体实施时间。但目前从实际情况看,多数地方难以完全满足。
引导人口横向有序流动,关键是使人口分布与地区的产业布局、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已不能适应我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发展的新趋势,应当逐步实行按城镇实际常住人口来确定资源配置的改革思路,特别是在经济体量大、就业机会多、公共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将流动人口逐步纳入城市的资源配置范围内。
传统的户籍制度,是以“饥馑时代”的商品粮供应为标准划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人口,由此形成一整套管理办法,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设置了较高的“门槛”。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任远说:“这些人口中的多数长期居住在城镇中,但因为没有当地城镇居民户籍身份,不仅造成城市内部的分裂,也限制了城市化的进程。”
“最为根本的措施就是以城市移民政策逐步取代流动人口管理政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复旦大学移民政治与城市基层治理研究专家熊易寒认为,流动人口的治理逻辑必须让位于城市移民的权利逻辑,用公共服务资源作为流动人口红利的补偿,使其享有与原居民同等的公民权利。
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难度很高的系统工程,与户籍制度相关联的社会福利体制、公共服务体制、农村土地制度、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体制,以及不同行政区管理的分割相互嵌套缠绕。只有逐步解开缠绕在城市户籍改革上的“绳结”,才能实现从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架构转向城乡整体发展的制度架构。
所以,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杠杆,实现城乡制度框架的重构是未来改革的核心。具体的改革方略应分为四个相互依存的步骤:使城乡就业、教育培训、健康服务、居住住房等社会福利体制逐步和户籍制度脱钩;对非户籍流动人口渐进式地增加社会福利,逐步增加公共服务的属地化和均等化;通过周密的入户条件设置,有序扩大从外来移民到本地市民的逐步吸纳;推动与户籍制度相联系的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综合配套制度改革。
2013年1月19日,全国公安系统厅局长会议传出好消息,公安部将按照中央部署要求,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方向,以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为牵引,统筹考虑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区别情况,积极作为,会同有关部门有序推进户籍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