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北京赶出去的孩子到底去哪里上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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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后果，都只能由孩子来承担
无论是主动选择，或被动选择，在新一轮入学大战中，多数家长无奈地妥协了。然而，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这样“以学控人”的政策，真的有用吗？
事实上，在2013年前，北京市对于非京籍学生的入学政策还算友善、宽松。
2001年，北京市政府公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决定的意见》，指出：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以流入地管理为主，通过安排在公办中小学借读，利用富余校舍及师资条件开办专门学校等多种方式，保证在京合法居住的流动人口的子女接受九年义务教育。这也是在积极落实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规定的解决流动人口适龄儿童义务教育问题的“两为主”原则。
2002年4月，北京市又出台了《对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的暂行办法》，按照这一规定，只要是户籍所在地没有监护条件、父母在北京居住半年以上并已取得暂住证的孩子，就可以入学借读，“从2002年9月1日起，北京市流动人口子女在公办中小学借读收费，小学由每学期500元降到200元；初中由每学期1000元降到500元。”
这一年，时任北京市市长刘淇还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明确：北京市对外来人口实行“管理、教育、服务并重”的政策。有专家感慨，北京对外来人口从过去的“管理、控制”到现在“管理、服务并重”，是飞跃式的变化。
不过，在这段政策宽松期，北京学校无论是招生人数，还是在校人数，都没有显著增长。
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官网数据：2001年，北京市小学的新招生人数为9万余人，在校人数为66万余人；至2005年，新招生人数反而降了2万余人，整体在校人数减少16余万人；至2009年前后，方缓慢回升，小学新招生人数增加到10万人，但在校生数仍比2001年少2万余人。
小学入学人数从2010年开始呈现“井喷”式增长。这一年，全市小学新招生数11万3千余人；2011年又疾增了近2万人；至2012年时，达到14万1千人；2013年，已增至16万5千人。
但与此相对应，北京市常住人口数量的增量，反而呈现增速逐步放缓的状态。2011年时，北京常住人口的增量是56.7万人，至2014年，这一数字已降至36.8万人，从2011年到2014年，北京常住人口的增速从2.9%下降到1.7%。
但是，将从2007年至2014年小学新生中非京籍的数量加以比较，便会发现，非京籍学生在北京小学招生人数中，一直维持在较稳定的比例上。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2007年时，北京市新招收非京籍小学生占当年小学新招生人数的40.51%，之后逐年缓慢增加，最高值出现在2010年，达到47.55%，然后便出现下降趋势，至2013年时，只占45.17%，到了2014年，降到史上最低值38.44%。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林宝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这说明这一轮入学人数的增长，并非由于北京招生政策的宽松，也不是北京常住人口快速增长所引发，而是北京市新的生育状况和人口结构决定的。
“原因之一，是2008年前后，北京出现了一轮‘奥运宝宝’生育高峰，带动了两年入学人数的增加；原因之二，是北京市的外来流动人口主要以青壮年劳动人口为主，比如，根据2014年的统计数据，北京市外来流动人口中16岁到59岁的劳动力占90%，而他们的子女到了受教育教育的阶段，使得入学开始人数增长。”
在林宝看来，“外来人口快速增长几乎是北京目前无法避免的一个事实”。从内部原因看，北京集政治、经济、医疗、教育等众多城市功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以及较快的经济展所带来就业量的增加，都会催生人口规模的增长；而放眼全国，中国人口总量仍在增长、中国城镇化进程仍在快速推进，也使得北京人口仍会保持一定程度的快速增长。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胡兆量在其撰写的《北京城市发展规模的思考和再认识》中就断言：“全国人口规模稳定大体还需要40年，在全国城市化基本完成之前，北京城市人口将持续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王桂新认为，以往的“以房控人”“以业控人”都只能起到一些“修修补补的局部作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提出要严控大城市规模，同时以户籍制度、各种行政和经济手段控制大城市人口的迁移增长，”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但事实证明都没有取得成功。”
林宝对此表示赞同。他将这种分流方法形容为“去皮毛”，收效不会太大，因为大部分所谓的低端产业和就业人口，是北京产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很难分割。他认为，真正有效的办法是“割肉”：依靠顶层设计，将某一条块的城市功能自上而下疏导出北京，从而带动整个产业的顶端、部门和低端产业同时分流。以医疗为例，据统计，每年来京治病的人数就高达3000多万。
“更重要的是，北京人口调控不应只盯着外来人口。”林宝补充说：“比如，北京户籍人口结构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高达21.2%，而外来人口中，16至59岁年龄人口高达90%，如何协调好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的矛盾，是北京人口调控需要综合考虑的问题。”
政策可能无法立杆见影地改变北京的人口数量，却立杆见影地改变了这些家庭的生活。
11月的一个周末，33岁的吴丹正在家里给儿子炖排骨。她在北京东三环上班，六岁的儿子在固安八中上小学一年级。为了兼顾工作和孩子上学，她在固安买了房子，同时在北京另外租了一处房子。平时，孩子住在学校，她住在北京；每周五，她开车回固安的家，全家一起过周末，周一再起早赶回北京。
开学两个多月后，她已经逐渐适应了这种每周穿梭两地的生活，每次往返100公里。“开车也就一个小时，还是挺方便的。”她一边翻炒着锅里的排骨一边说，“就算是完全在北京城区生活，通勤时间也得一个小时左右。”
吴丹仅是固安八中众多“北京-固安”双城生活家庭中的一员。据八中校方统计，这样的家庭占全校学生的三分之一还多。
但吴丹说她目前不会考虑离开北京。至于孩子的将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刘宁也不会离开北京。“我在北京刚买了房，最起码得把房贷还完吧。”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多年以后或许会考虑去外地养老，但眼下，还要留在北京工作。
有时，他想起每月只回家一次的儿子，会不自觉地感到伤心，“他上幼儿园三年，每天都是我接送他，现在突然就要去离家那么远的地方，一个月才能见一次”。
刘宁说，从5月跑入学开始，他的心态从“满怀信心”渐渐变成“绝望”，最后默默接受现实。他最愧疚的，是所有后果最终都只能由孩子来承担。“他毕竟才六岁，不懂自己为什么要面对这些，他甚至也不知道，离家200多米就有一个小学，但他就是无法入学。”
沉默了一会儿，刘宁补充说，“我老家在农村，上学时都没这么小就离开家，社会发展了这么多年，我也奋斗了几十年，结果我的孩子上学，还不如我小时候……唉。”
另一位母亲在对《中国新闻周刊》讲述为孩子求学的经历时，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虚无缥缈”。她在北京也工作了11年，9岁的儿子在衡水英才学校读四年级。她无法把孩子留在身边，因为北京无法入学；也没办法送回户口所在的老家，因为老家没有人能帮忙照顾。
为了使孩子不会产生被抛弃的感觉，最初，她都是直接去学校接；偶尔，也会在每个月中，买点东西送到学校去；在家里想孩子时，她就拿出孩子的照片，摸摸，看看。
“我们家孩子没有哭”。在问及孩子如何适应这种状况时，这位母亲有些冰冷地回答，“他不是坚强，像我们这种生活，他有哭的理由吗，有哭的权利吗？”
“孩子喜欢北京吗？他没说过。他喜不喜欢有什么办法吗？”她舒展了一下眉头继续说，“中国的政策随时随地都会变，说不定哪一天，又会变成一个好政策。”★
（应受访者要求，李云、刘宁均为化名。实习生李明子对本文亦有贡献）